那時的丁玲是典型的文藝女青年，從小接受西式思想的教育，長得漂亮，更是花兒一樣的年紀，才有幾麵之緣，她便深深地印刻在胡也頻的心裏。
但丁玲並沒有留意到這個青年，她也沒有談戀愛的打算，因為她考藝術學校失敗了，打算去法國，卻又遭到母親的反對。長期的漂泊和生活的不如意，讓丁玲陷入愁苦與悶悶不樂中。
當得知了相依為命的弟弟因肺病去世的消息，丁玲更是感到雪上加霜。她惶惶不可終日，覺得天昏地暗。
得知此事的胡也頻匆匆趕到丁玲住處，又因害羞和不知所措，隻送上滿滿一紙盒的玫瑰花，附上紙簽“你的一個新弟弟所獻”後，便逃離了。
對於這個“新弟弟”的表白，丁玲並不領情，苦悶之下，她寫信給魯迅求助，而魯迅當時正與現代評論派口誅筆伐正酣，誤認為這是對手的惡作劇，未予理會。丁玲的情感再次受到打擊，為了安慰她，胡也頻親自上門拜訪魯迅，遞上了署名為“丁玲的弟弟”的拜帖，魯迅依舊認為是惡作劇，怒不可及地派人趕走了他。
就在這時，在北平孤獨無依的丁玲接到了王勃山回湖南的邀請，於是她義無反顧地回了湖南。
丁玲走得匆忙，甚至來不及告知好友，更遑論隻見過幾麵的胡也頻。
而胡也頻的眼裏心裏腦子裏全是丁玲，得知她離開後，他便找朋友借錢，一路追隨到了常德。
有一天，丁玲正與母親聊天，忽然聽聞有人敲門，她走過去，門外正是多日不見的胡也頻。此時的胡也頻一身白長衫，除了一套隨身換洗的衣褲，身無長物，看上去狼狽極了，他甚至連人力車錢都拿不出，是丁母支付的。
但是，在丁玲眼裏，這樣風塵仆仆的胡也頻卻比任何時候都要動人，也許是因為久別重逢，也許是胡也頻到來太意外，也許是她苦悶的生活正需要激情，總而言之，她被感動了。
丁母更是熱情地招待了這個不遠千裏萬裏為自己女兒趕來的青年，他的熱情、執著、勇敢不僅俘獲了丁玲的心，也獲得了丁母的認同。
在常德的山清水秀裏，他們談天說地，從詩詞哲學談到國家命運，彼此越走越近。美好的愛情滋生了胡也頻創作的靈感，他深情地為丁玲賦詩：“迨到人靜夜深，燈花俱滅，在黑暗的狂野，我痛哭了——終因落葉的和諧。”
這段寧靜美好的生活是短暫的，五卅運動後，兩人啟程回到北京。1925年，他們在香山碧雲寺下麵的村子裏租了房子住下，二人的關係就像《莎菲女士的日記》裏的毓芳和雲霖，“像小孩過家家一樣愛了起來”。
丁玲曾經在一封給日本學生的複信中這樣寫道：“1925年暑假，胡也頻到了湖南。我那時的確對戀愛毫無準備，也不願用戀愛或結婚來羈絆我，我是一個要自由的人，但那時為環境所拘，隻得和胡也頻作伴回北平。
那時的丁玲是典型的文藝女青年，從小接受西式思想的教育，長得漂亮，更是花兒一樣的年紀，才有幾麵之緣，她便深深地印刻在胡也頻的心裏。
但丁玲並沒有留意到這個青年，她也沒有談戀愛的打算，因為她考藝術學校失敗了，打算去法國，卻又遭到母親的反對。長期的漂泊和生活的不如意，讓丁玲陷入愁苦與悶悶不樂中。
當得知了相依為命的弟弟因肺病去世的消息，丁玲更是感到雪上加霜。她惶惶不可終日，覺得天昏地暗。
得知此事的胡也頻匆匆趕到丁玲住處，又因害羞和不知所措，隻送上滿滿一紙盒的玫瑰花，附上紙簽“你的一個新弟弟所獻”後，便逃離了。
對於這個“新弟弟”的表白，丁玲並不領情，苦悶之下，她寫信給魯迅求助，而魯迅當時正與現代評論派口誅筆伐正酣，誤認為這是對手的惡作劇，未予理會。丁玲的情感再次受到打擊，為了安慰她，胡也頻親自上門拜訪魯迅，遞上了署名為“丁玲的弟弟”的拜帖，魯迅依舊認為是惡作劇，怒不可及地派人趕走了他。
就在這時，在北平孤獨無依的丁玲接到了王勃山回湖南的邀請，於是她義無反顧地回了湖南。
丁玲走得匆忙，甚至來不及告知好友，更遑論隻見過幾麵的胡也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