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在歐洲戰場形勢還很不明朗的時候，蘇聯的對外情報工作範圍很廣泛。對英國的情報滲透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怎麼才能在英國建立一個高效的情報網呢？那些英國共產黨員往往行動太激進，容易引起英國情報部門和政府的注意，況且他們大多出身於工人家庭，打進英國上流社會的機會也很少。最後蘇聯情報部門想出了一個絕妙的、堪稱完美的計劃：找幾個出身高貴、前途光明的大學生，組織一個工作小組，想方設法把這些人安插到英國的各個國家機關去，最好安插到英國情報部門中去。
毫無疑問，劍橋大學畢業的菲爾比和他的4個朋友成了最理想的人選—這是一群崇高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均出身豪門，同畢業於劍橋大學。
事實證明，這一選擇是非常正確的。劍橋大學的畢業證為菲爾比一群人打開了許多扇門，使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最機密的信息，這5個人很快就在英國政府部門身居要職。此後，不斷有來自戰爭中的西班牙、摩拳擦掌的德國和剛剛研製出核武器的美國的情報發回莫斯科，舉世矚目的庫爾斯克會戰因為“劍橋五傑”提供的情報使蘇聯成了最後的贏家。
毫無疑問，“劍橋五傑”是蘇聯招募的最實幹、最優秀的外國的間諜。
在“劍橋五傑”中，菲爾比無疑是其中最出色的。
1912年1月1日，哈羅德·金·菲爾比出生於印度的安巴拉，父母都是英國人，他的父親哈裏·菲爾比是英國派駐印度殖民地的一位高官，英國知名的阿拉伯語言學家。父母為了讓菲爾比受到更好的教育，當到了上學的年齡，菲爾比就被送回英國的學校讀書。
1929年，17歲的菲爾比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曆史係。受新思潮的影響，進校後他很快就加入了劍橋大學社會主義者學會，並對政治產生濃厚的興趣。
他接觸到批評工黨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別是共產主義的思想。除大量閱讀社會主義的經典著作外，他還參加學會組織的各種氣氛熱烈的討論會。在劍橋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菲爾比確立了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共產主義的信念。
1932年，奧地利維也納的工人革命運動蓬勃興起，菲爾比滿腔熱情隻身前往。經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的介紹，他在維也納參加了一個地下共產主義小組。
當時，克格勃正在為建立情報網挑選合適的人選，出身高貴、熱情活躍的菲爾比首先進入了他們的視線。克格勃邀請他加入情報機構，為蘇聯這個強大的共產黨國家工作。對共產主義有著強烈渴望的菲爾比毫不猶豫地同意了。
1933年5月，菲爾比帶著新婚的妻子利茲回到了英國。回來後，他和往日的政治朋友斷絕了來往，不再談共產主義了，經常出入德國大使館。不久，他加入了納粹陣線組織——英德聯誼會，並在其中擔任了不少職務。他想搞到一筆納粹的經費，創辦一家旨在促進英德關係的商業刊物。為商談此事，他曾幾次到柏林找德國宣傳部洽談，與戈培爾會晤。此時，他的正式職業是自由黨月刊《評論的評論》的副主編，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學者。而他又把業餘時間花在追逐女人身上，給人的印象儼然是個沉迷風月的花花公子。
1937年2月，蘇聯情報部門秘密指派菲爾比持英國護照，以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的身份前往西班牙，因為當時由蘇聯支持的左派“共和軍”與德國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的軍隊正打得不可開交。菲爾比的任務是以隨軍記者的身份跟隨佛朗哥的軍隊作戰，深入到佛朗哥法西斯占領區，在重要的地方潛伏下來，搜集有關佛朗哥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手資料。菲爾比完成得非常出色，情報源源不斷地飛往莫斯科。
一次，他和另外3名記者乘車在路上行駛，突然遭到炮擊，小車被一發炮彈擊中，他隻受了一點輕傷，而其他3人全部被打死了。為表揚他的勇敢精神，以及他出色的報道和時政分析，1938年菲爾比獲得了由佛朗哥將軍親自授予的十字軍功勳章。他因此成為佛朗哥指揮部的官方記者，並且有機會接觸機密情報，菲爾比把這些機密情報迅速報告給了莫斯科。
更大的任務在等著菲爾比。蘇聯情報機關要他想方設法打入英國秘密情報機構，獲取第一手資料。這也是他們在英國建立情報小組的目的。
1939年10月以後，德軍攻擊法國的意圖越來越明顯，法國上空戰爭風雲迅速聚集，《泰晤士報》要菲爾比從西班牙撤回英國，菲爾比順水推舟地同意了，隨後被派往西線英國部隊做隨軍記者。
1940年夏天，機會終於來了。一天，《泰晤士報》國外新聞編輯告訴菲爾比，英國國防部的一位上尉托他問菲爾比是否“可以做些有關國際方麵的工作”，菲爾比立即表示願意去。經過與幾位身份不明但顯得很有權威的人會談後，菲爾比被通知到英國秘密情報局報到。當時，正值戰爭時期，各個部門都在招兵買馬，檢查製度也比較混亂，對菲爾比的曆史調查隻是例行公事地問了一下軍情六處，對方查了一下檔案後回答說：“沒有問題。”菲爾比順利地進入了軍情六處。
蘇聯情報部門得知這一消息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時，蘇聯最擔心的是英國與德國法西斯單獨媾和，以及改變戰爭方向把火引向蘇聯，因此指示菲爾比彙報這些情況，並盡量設法阻止此類事件的發生。
1940年到1944年，菲爾比和“劍橋五傑”中的其他人都歸安納托利·鮑裏索維奇·戈爾斯基（安納托利·格羅莫夫）領導。
戈爾斯基1907年出生，1936年被派往倫敦任蘇聯大使館一個小小的非外交職位的技術人員。1937～1938年，內務人民委員部對倫敦間諜機構的清洗給了他完成任務的機會，他因此也升了官。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訓，接著就晉了職，最後以負有外交使命的內務人民委員部軍官身份被派到倫敦。
菲爾比進入英國情報機構不到一年就從破壞活動科調到特別行動執行處，最後又調到從事反諜報活動的第五科擔任伊比利亞組組長，而第五科科長考吉爾是菲爾比劍橋大學時的好友。第五科的基本任務是獲取國外有關針對英國的諜報活動情報。
一個偶然的機會，菲爾比發現軍情六處的檔案室就在第五科隔壁，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
第五科除了竊取無線電通訊情報外，還使用相當複雜的技術偷拆外交郵袋。當時歐洲大陸烽火連天，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聯係很長一段時間被切斷，所有的外交郵袋均需空運。飛機誤點的情況經常發生，各國信使抵達機場後，經常會聽到飛機因氣候惡劣或發生技術故障而誤點的通知。於是，信使們隻好坐在候機室裏守候他們的郵袋，這時，機場保安人員會很有禮貌地來幫助那些信使：“老兄，你看我親自把它鎖起來，在你回來前保準不會出事。”信使們大多非常樂意接受機場的幫助，如釋重負地出去遊山玩水。
信使離開後，保安人員就會立即通知早在等候的第五科專家們，他們開始解開郵袋的繩結，啟下封條，取出裏麵的東西進行拍照。最後，也是最難的工作是把郵袋裏的東西一絲不差地放回原處，並且極其精確地照原樣重新係好繩結、貼上封條。
菲爾比不錯的學曆，加之做記者豐富的社會閱曆，使得他所具備的能力明顯比一般人強。二戰後期，菲爾比的表現越來越好，由於其表現突出被調到反間諜處。
隨著戰局的明朗，菲爾比接受了克格勃新的任務：搜集英國秘密情報局情報處第九科的所有情報。
1941年，兩名蘇聯特工——道格拉斯·斯普林霍爾和奧爾曼·烏蘭暴露之後，英國秘密情報機構“為了研究有關蘇聯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料”，專門成立了第九科。此時，戰爭即將結束，西方國家與蘇聯的摩擦和衝突日益明顯。英國政府確定蘇聯是未來的假想敵，英國秘密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們開始把他們的工作重點轉向了蘇聯。第九科專門負責刺探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情報，進行對蘇聯的滲透以及保護英國不受布爾什維克的影響。
第九科的活動開始是嚴格保密的，菲爾比無法接觸到他所需要的文件。菲爾比同蘇聯情報人員對第九科的前途問題進行了討論，他認為戰爭結束後經濟工作將會加強，軍情六處的規模將會急劇縮減，第九科和第五科都是反間諜部門，極有可能合並，而新合並的單位在軍情六處將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莫斯科中心通過菲爾比的上司對他下達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謀到第九科科長職位……”
要想成為第九科的科長，進而成為未來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必須搞掉第九科的科長居裏和第五科的科長考吉爾。
菲爾比明白，他應該先尋找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與考吉爾有矛盾的人。考吉爾是一個居功自傲的人，樹敵不少，與考吉爾作對的同盟者不難找。菲爾比首先想到維維安上校。此人負責軍情六處的所有反間諜活動，也是考吉爾的頂頭上司，但考吉爾根本瞧不起他，經常把他甩在一邊，直接與局長打交道。維維安心裏對此感到十分不滿。
菲爾比第一次與維維安上校交談，就達到相當滿意的效果，以至於維維安主動地問他：“現在，該怎麼對付考吉爾？”菲爾比知道自己不適合講得太多，但他巧妙地暗示維維安上校去找高官告考吉爾的狀，敗壞考吉爾的名聲。
菲爾比還想到了一個可以製約考吉爾的人，那就是軍情六處首席參謀官。此人頭腦清醒，思路縝密，在官場混亂的局麵中具備有條不紊的非凡能力。菲爾比非常敬佩他，認為是他所遇到的最有勇氣、最具責任心的男子漢。當時，考吉爾同軍情五處關係搞得很僵，互相老是作對。在戰爭的壓力下，為了更大的共同目標，短時期內彼此還可以容忍，但這種局麵不可能無限期地延長下去。如果首席參謀官知道這些情況，肯定會對考吉爾施加壓力。
所以，當維維安再次談到考吉爾時，菲爾比故意說，他沒有什麼可說的，建議維維安最好去問問首席參謀官，把考吉爾的情況順便說說。
菲爾比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見的麵，不過當他再次見到維維安時，事情似乎進展得很順利。首席參謀官甚至主動打電話給菲爾比，讓菲爾比在有空的時候去見他。菲爾比和他愉快地見了麵，首席參謀官顯然是在考察菲爾比，而菲爾比也盡可能地做出通情達理、襟懷坦蕩的樣子。他們誰也沒有提到考吉爾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