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常從唯物史觀的角度，評論莎士比亞。十九年前，我念廈門大學外文係二年級的時候，有一位患“左”傾幼稚病的同學，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這樣的文章，指控莎士比亞為貴族階級的禦用文人，戲院的股東，女皇的佞伶。憤怒的我，立刻和他展開論戰，為莎翁洗刷莫須有的罪名。事實上，當時我對於莎劇的種種，並無深切了解。
在“左”傾的浪潮中，我國的古典大師往往成為罪人，被拖出來鞭屍。中年以後的聞一多，生活困苦，情緒緊張，在同情郊寒島瘦之餘，竟然誣蘇軾作幫閑文人，充倜儻才子。陶潛的命運，似乎也飄搖不定。台灣詩人郵票四種，有白居易而無陶潛，擁陶派情何以堪？以陶潛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而言，在詩宗詞曹之中，難道連四名以內都考不上？白居易固然成就可觀，但他那種憂時愛國的寫實風格，標出杜甫一人已可概括其餘，何必於此風格亮瑜並列，而於高士襟懷則獨付闕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曾自謙說：“古人雲：‘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白居易可以說是詩人之中最為幸運的一位，不但及身而享盛名，眼見自己的大作，題於“鄉校佛寺，遊旅行舟之中”，詠於“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即在千載之後，無論海內海外，亦皆香火不絕。在島內，他已經上了最高額的三元郵票。在國外，經亞瑟·魏利（Arthur Waley）等人的再三譯介，Po Chu-i的大名，久已淩駕杜甫，媲美李白。
古人棺木已朽，議論尚猶未定。今人墳土未幹，評價自然更難一致。胡適去世已經六年，倒胡的遺老宿儒迄今仍喋喋不休，咬定白話文斷送了中國的固有文化，而西化思想是中國一切亂源。擁胡人士則趨向另一極端，猶津津樂道他牙牙學語的白話詩和已經落伍的美學思想。在動蕩的現代中國，大多數的名作家，恐怕都要暫時懸在棺已蓋而論未定的虛空中，等待塵土落定，曆史來為他們從容畫像。例如周氏兄弟，今日棺已皆蓋，而時論紛紛，就是現代文學史典型的問題人物。
現已八旬有三的美國詩人龐德，也是這樣的一個問題人物。但有時，那“問題”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是美學的。從文學史的觀點看來，後者毋寧是更為嚴重。例如五四人物中，徐誌摩的詩和朱自清的散文，素為新文學的讀者所稱道，迄今仍有不少人，言新詩必舉《再別康橋》，言散文則必推《背影》，好像自二十年代迄今的四十年中，我國的新文學貧乏得隻留下這麼兩篇小品。事實上，從現代文學的標準看來，徐誌摩隻能算是一個次要詩人（minor poet）。以浪漫詩人為喻，他的地位大約相當於湯默斯·莫爾（Thomas Moore）或者蘭尼爾（Sidney Lanier）。拿徐誌摩來比擬拜倫或雪萊，是外行人語，因為他既無《唐璜》那樣豐富的巨著，也沒有《西風頌》《致雲雀》《雲》那樣精純的力作。至於朱自清的散文，清暢平易而已；這種隻求無過不望有功的文體，比起前賢的前後《赤壁賦》一類傑作，直如淡茗之於醇醪。
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常從唯物史觀的角度，評論莎士比亞。十九年前，我念廈門大學外文係二年級的時候，有一位患“左”傾幼稚病的同學，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這樣的文章，指控莎士比亞為貴族階級的禦用文人，戲院的股東，女皇的佞伶。憤怒的我，立刻和他展開論戰，為莎翁洗刷莫須有的罪名。事實上，當時我對於莎劇的種種，並無深切了解。
在“左”傾的浪潮中，我國的古典大師往往成為罪人，被拖出來鞭屍。中年以後的聞一多，生活困苦，情緒緊張，在同情郊寒島瘦之餘，竟然誣蘇軾作幫閑文人，充倜儻才子。陶潛的命運，似乎也飄搖不定。台灣詩人郵票四種，有白居易而無陶潛，擁陶派情何以堪？以陶潛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而言，在詩宗詞曹之中，難道連四名以內都考不上？白居易固然成就可觀，但他那種憂時愛國的寫實風格，標出杜甫一人已可概括其餘，何必於此風格亮瑜並列，而於高士襟懷則獨付闕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曾自謙說：“古人雲：‘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白居易可以說是詩人之中最為幸運的一位，不但及身而享盛名，眼見自己的大作，題於“鄉校佛寺，遊旅行舟之中”，詠於“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即在千載之後，無論海內海外，亦皆香火不絕。在島內，他已經上了最高額的三元郵票。在國外，經亞瑟·魏利（Arthur Waley）等人的再三譯介，Po Chu-i的大名，久已淩駕杜甫，媲美李白。
古人棺木已朽，議論尚猶未定。今人墳土未幹，評價自然更難一致。胡適去世已經六年，倒胡的遺老宿儒迄今仍喋喋不休，咬定白話文斷送了中國的固有文化，而西化思想是中國一切亂源。擁胡人士則趨向另一極端，猶津津樂道他牙牙學語的白話詩和已經落伍的美學思想。在動蕩的現代中國，大多數的名作家，恐怕都要暫時懸在棺已蓋而論未定的虛空中，等待塵土落定，曆史來為他們從容畫像。例如周氏兄弟，今日棺已皆蓋，而時論紛紛，就是現代文學史典型的問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