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期，國破家亡，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統治階級不但不圖恢複中原，反而進一步向金人屈膝求和，以求換取東南半壁河山的苟安。這種恥辱激起了無數愛國誌士的正義呼聲，於是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愛國詞人和詞篇，成為南宋詞的主流。當南宋偏安已定，朝廷上下又文恬武嬉，繼續過著“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林升《題臨安邸》）的腐化糜爛生活。這種社會環境又造成了豔詞的發達。
除上述特殊的曆史條件外，宋詞的興盛又是為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的。王國維《人間詞話》雲：“四言敝而有《楚辭》，《夢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這就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文學體裁的產生、發展、繁榮和衰落，都有著自身的規律。唐朝盛興的律絕，至晚唐已盛極難繼，故人們遁而改作曲子詞以解脫。從現存的詞集來看，詞在中晚唐和五代已經成長起來。宋人王灼說：“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碧雞漫誌》卷一）宋詞就是在晚唐五代詞人的影響下，在“變舊聲、作新聲”（李清照《詞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唐五代詞的“稍盛”，宋詞也難以形成大盛的局麵。
君主之提倡，也是促使宋詞興盛的原因之一。宋代統治者鑒於晚唐五代戰禍頻仍，因此竭力爭取邊境和平，限製武功，提倡文治，最高統治者如太宗趙光義、仁宗趙禎，《宋史·樂誌》上都說他們“洞曉音律”，還親自度曲製詞。由於君主的提倡，一時朝野上下均以能詞為榮。有人因能詞得到獎勵和提拔。如宋祁作《鷓鴣天》，仁宋以宮人賜之；俞國寶以《風入鬆》詞受賞高宗，即日得官。風氣形成，於是本來已經有了相當聲勢的詞，這時就由詩的附庸而蔚為大觀了。
三、北宋詞壇
宋初的詞，基本上是晚唐五代綺靡婉約詞風的餘緒。作者多是達官貴人，如晏氏父子、宋祁、歐陽修等。他們的詞以小令為主，內容不外是男歡女愛、惜春傷別、歌舞升平，格調不高。但在藝術風格上卻多少擺脫了花間詞的華麗穠膩，顯得比較清新、淡雅、婉轉，近似南唐詞風。晏殊和歐陽修的詞雖同承馮延巳，但前者得其俊，後者得其深；晏幾道雖與其父晏殊並稱二晏，但因家境衰落，情調感傷，詞風更接近於李後主。這一時期除婉約詞人外，值得注意的詞人還有範仲淹和王安石。他們留下來的詞作雖不多，但在內容和形式上卻有新的開拓，氣魄較大，對後代豪放詞的興起有很大影響。
北宋詞風的改變，是從柳永開始的。柳永是一位以詞為主要創作體裁的著名詞人，他對詞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柳永詞除寫男女戀情、相思離別外，還有大量描寫城市風光和倡優歌妓的生活情態以及個人羈旅行役方麵的內容，使詞呈現出較為寬闊的生活畫麵，擴大了詞的題材範圍。他大量創製慢詞，發展了長調的體製，使詞在形式上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善於鋪敘，長於白描，且以大量俚詞俗語入詞，使詞由雅向俗轉化，深受市民階層的歡迎，“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話》卷三）。
南宋時期，國破家亡，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統治階級不但不圖恢複中原，反而進一步向金人屈膝求和，以求換取東南半壁河山的苟安。這種恥辱激起了無數愛國誌士的正義呼聲，於是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愛國詞人和詞篇，成為南宋詞的主流。當南宋偏安已定，朝廷上下又文恬武嬉，繼續過著“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林升《題臨安邸》）的腐化糜爛生活。這種社會環境又造成了豔詞的發達。
除上述特殊的曆史條件外，宋詞的興盛又是為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的。王國維《人間詞話》雲：“四言敝而有《楚辭》，《夢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這就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文學體裁的產生、發展、繁榮和衰落，都有著自身的規律。唐朝盛興的律絕，至晚唐已盛極難繼，故人們遁而改作曲子詞以解脫。從現存的詞集來看，詞在中晚唐和五代已經成長起來。宋人王灼說：“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碧雞漫誌》卷一）宋詞就是在晚唐五代詞人的影響下，在“變舊聲、作新聲”（李清照《詞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唐五代詞的“稍盛”，宋詞也難以形成大盛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