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認為“《西廂》之妙，正在於草橋一夢，似假疑真，乍離乍合，情盡而意無窮，何必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而後乃愉快也”（徐複祚《曲論》）。金聖歎主張《西廂記》止於《驚夢》，從藝術上來說，我以為也確實可以比大團圓結局收到更為強烈的效果，因為它能給觀眾更多的聯想和思考。
金聖歎把《西廂記》的第五本視為“下截美人”，痛加詆毀，句句罵倒，這盡管有些過分，但是他的尖銳批評，也確實擊中了第五本在思想和藝術上的許多局限。第五本寫了張生的金榜題名和崔、張的洞房花燭，這樣的劇情從表麵看來誠為“快事”，但就思想本質來說，卻是向封建禮教製度的一種明顯妥協。
在第五本中，還特別插入了鄭恒爭親的重要情節。而鄭恒這個人物的出場，既不能“點染鶯鶯”，又不能“發揮張生”，反而“累及鶯鶯”。這種畫蛇添足式的描寫確實是“費筆，費墨，費手，費紙，費飯，費壽”，隻能成為“惡劄一通”。
正因為《西廂記》的第五本有其嚴重的局限，而止於《驚夢》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所以金聖歎明確提出“何用續，何可續，何能續”，堅決主張對《西廂記》進行腰斬。當然，腰斬並不是評論家的責任，但從金聖歎的這一主張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一種大膽卓絕的藝術見識。對於《西廂記》來說，則可以抹去大團圓的塵灰，恢複其愛情悲劇的本來麵目，從而使劇作更加緊湊，衝突更加集中，並且大大增加作品的反封建色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舞台上各個劇種改編和演出的《西廂記》，幾乎毫無例外地刪去了大團圓的結局，都到第四本就結束了，我想這絕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我們聯係明代劇壇風氣進行考察，更可看出金聖歎的不同凡響的美學見解。我國古典戲曲在元人雜劇中，已經逐漸表現以大團圓作為結束的特有格局。但因尚屬初創，還沒有完全形成一種俗套。發展到明代中葉以後，才子佳人的愛情題材越來越多，劇作的篇幅也越來越長，而大團圓的結局則幾乎成了一種千篇一律的格局。對於戲曲中的這種大團圓，我們雖然不主張一概否定，但還是要做具體分析。金聖歎的可貴，正在於敢於突破這種時代風氣，反對戲曲以大團圓作為結束，力圖把戲曲從某種陳舊的模式中解放出來。而他的腰斬《西廂記》，隻不過是他的這種藝術主張的一次勇敢實踐而已。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金批《西廂》也有失誤。其一，“以文律曲”，這是他《西廂記》批評的最大弊病。李漁說：“文字之三昧，聖歎已得之；優人搬弄之三昧，聖歎猶有待焉。”（《閑情偶寄》）他的“分解法”，完全是從文意出發的。其二，表現在他的批評方法上，即“分解法”，這種方法影響讀者審美過程的連續性。其三，他的批評更多地融入了政治思想，對《西廂記》本身表現的思想有所損害。
前人認為“《西廂》之妙，正在於草橋一夢，似假疑真，乍離乍合，情盡而意無窮，何必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而後乃愉快也”（徐複祚《曲論》）。金聖歎主張《西廂記》止於《驚夢》，從藝術上來說，我以為也確實可以比大團圓結局收到更為強烈的效果，因為它能給觀眾更多的聯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