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興和比興，是賦又是比，或者說是“賦而比也”。就是說興中是兼含賦、比的。
2.興中所含的比，不同於修辭上的比喻。一是修辭的比喻比較簡單，而興中之比比較複雜；二是修辭的比喻一般是正比，而興中之比有正比，也有反比；三是修辭的比喻有一點相似，整體不相似，而興中之比在幾個方麵都相似。
3.比顯而興隱。
4.比總是用來說明或描繪局部問題，而興句則往往聯係以至滲透到全章和全篇。
再比如宋詞的豪放與婉約問題。文學史上一般以蘇、辛為豪放的代表，柳永、李清照為婉約的代表，可蘇軾、辛棄疾並不是一味寫豪放的詞，也有婉約的作品；李清照也有《漁家傲》等豪放的作品。潘著在這方麵做了深入探討，引述資料甚豐，並有專題論文附錄於後，對我們老師是相當有啟發的。這篇論文回顧了曆代，特別是20世紀以來宋詞風格與流派的研究情況，對傳統的“兩分法”提出疑問。最早把“豪放”和“婉約”這兩個詞語相對並舉以區別詞的風格、流派的，是明人張綖。他在《詩餘圖譜·凡例》中說：“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遊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此後論者多主此說，並將“兩體”發展為“兩派”（如清初王士禎），並且出現了以婉約為“正宗”，以豪放為“別格”的傾向，到了20世紀50、60年代，由於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又出現了揚豪放抑婉約的趨勢。到了20世紀80年代，才有人對“兩分法”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此後質疑聲不斷。有人認為婉約、豪放是詞的風格，而不是“派”；也有人說“豪放派和婉約派，雖然可以基本上劃分，但不能絕對劃分”。潘先生經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首先，從詞的創作實際看，用豪放或婉約這樣單一的風格概念無法闡明作家的創作個性；其次，從詞史研究的角度看，用傳統的“兩分法”來劃派，容易導致宋詞分期上的混亂和失誤；再次，簡單地用“豪放”與“婉約”二派論詞，容易陷入狹隘的偏見之中。雖然未明確提出宋詞的風格與流派究竟應該怎樣劃分，但這種博觀約取與獨立思考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其次是嚴謹而求實的研究精神。我們老師應該成為一個研究者。可某些老師因為太“忙”的緣故，往往成為教材的宣讀者、教參的搬運工、應試的包工頭，缺乏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精神與能力。潘先生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他探討唐宋詞的魅力，是基於古典詩詞曲之比較研究。他在這本專著中，從中國古典詩歌的演變過程中探討詞體的形成，從與詩、曲的比較中探討了詞的美學特質，探討了詞境、詞的風格與流派、比興寄托等藝術手法、唐宋詞演進曆程中的基本形態和詞人創作觀念的轉變、唐宋詞概況、唐宋詞家個性等，治學相當嚴謹。而且求實。其實“唐宋詞欣賞舉隅”是很不需要花氣力的，當今訊息發達的時代，鼠標一點，全篇盡出，可潘先生不是，他查閱了大量資料，力求有一得之見。比如蘇軾的《水調歌頭·中秋》，我教了多少遍，都是簡單地照字麵疏通了事，至多分析一下蘇軾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心理，剩下的就是讓學生背、默了，好在王菲替我們做出了巨大貢獻，學生直接就可以唱出來。讀了潘先生的“欣賞”，我汗顏，這樣經典的一首詞，我難道就該這樣簡單對待？潘先生把其中的每一個典故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比如“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最早屈原在《天問》中就有“日月安屬，列星安陳”的疑問，其後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中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李白在《把酒問天》中寫道：“青天有月來幾時，我欲停杯一問之。”蘇詞就是從白詩化來。“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由“天上宮闕”引出一個有關唐玄宗的傳說，傳說唐玄宗八月十五日夢遊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見《龍城錄》），後因稱之為“廣寒宮”；“今夕是何年”，從語源上可追溯到《詩經·唐風·綢繆》中的“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之句，而直接所本則為《周秦行紀》。《周秦行紀》是一篇唐傳奇，托名牛僧孺所作。牛僧孺自敘考試落第，回到洛陽附近，夜晚明月當空，他迷失道路，忽然聞到香氣，隨著香氣到了一所大院子，遇見了王昭君、楊貴妃等前代美女。她們請他參加宴會，大家都非常高興，每人賦詩一首。牛僧孺的詩是：“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引用這樣的典故煞是有趣，我想這首詞如果像潘先生這樣給學生講解，學生肯定會饒有興致的，比我那幹巴巴的“出世”“入世”的概念要強得多。潘先生這種深入淺出的探討與研究精神也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