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獨立空間的渴求，其實是所有孩子的共同願望。已不知道有多少人對我說，他們在讀大學的時候，最強烈的願望就是離家遠遠的。有人成功了，有人失敗了，而之所以失敗，原因無一例外都是父母的反對。
從心理學上看，父母反對孩子離開家，是因為父母將孩子視為了“我”的一部分。簡而言之，即父母看到孩子，就覺得自己是存在的，看不到孩子，就找不到存在感了——更通俗的說法是“心裏空空的”。
當孩子離開家時，也許大多數父母多少都會有失落感，但假如他們有比較清晰的自我存在感，就不會過於害怕孩子獨立，反而會鼓勵孩子走向獨立。但假如嚴重缺乏自我存在感，不知道自己是誰，當孩子離開時，父母就會有嚴重的恐懼。所以，嚴重缺乏自我存在感的父母，會想盡辦法阻撓孩子走向獨立，他們也不想孩子和自己有任何界限，他們在追求一種幻覺——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楊元元不僅想去大連，而且想學海商法。這象征了對寬廣世界的渴求。至於法律，法律的世界是清晰的，法律有依據、有邊界，而不像心理世界那麼模糊，可以隨意被侵占。
對楊元元來說，當一個母親向女兒要求存在空間時，女兒似乎無處可逃，隻有服從。
如何擺脫病態的糾纏關係
去一個遙遠的地方讀書，這個願望楊元元沒有實現，但她將這個願望給了弟弟。她給弟弟寫信說“你以後不要聽媽的……”，而當同樣在武漢讀書的弟弟本科畢業想留校時，楊元元為弟弟樹立了不容分說的目標——讀北京大學研究生，後來弟弟果真幫她完成了這一願望。
但是，這畢竟是弟弟的事情，而她的願望卻沒有完成的機會了。後來，楊元元考取了上海某大學。雖然表麵上兩所大學差別不大，但實際完全不同。因為，到上海這種一線大城市來，首先是楊母的願望。
楊元元去上海讀書時，楊母理所當然地認為“要跟著女兒去”。當楊元元的舅舅提醒姐姐是否考慮過女兒的終身大事時，楊母回答說：“我們樓上三十好幾沒結婚的多了。”
去上海，和女兒睡在一張床上，這不僅是過去生活的延續，也多了另一重含義。上海是楊母的夢想，她在接受采訪時說，她年輕時來過上海，喜歡這樣的大都市。
楊母說，女兒自殺前感歎：“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那麼多知識，也沒見有什麼改變。”聽上去，楊元元似乎在感歎在貧困中掙紮，但真是這樣嗎？或者，除此以外，楊元元所說的“命運”有沒有別的含義？
至少，媽媽一直跟著她的這個命運是改變不了了。楊母先是和女兒擠在一張床上，還搬來了自己的生活用品，大約一個月後，楊元元同宿舍的同學主動搬走了。
楊元元的夢想有大海般寬廣，但她真實的世界卻無比狹小，除了母親不再有其他。她的輔導員說，印象中楊元元一項集體活動都沒參加過，“每次她都沉默地跟在母親的背後，聽她母親說話”。
也許她根本沒機會進入更寬廣的世界。2001年，楊母從工廠內退後，就搬到了女兒學校和女兒一起住。白天楊元元上學時，楊母會在學校裏擺攤賣一些東西，而放學時，楊元元會幫媽媽去看攤。她的本科同學回憶，那時楊元元很少和人交往，經常說一句話就不再開口了。
對此，同學的解釋是，看上去楊元元非常自卑。也許並不是自卑，而是一種很複雜的情感，有絕望和豔羨，她明白自己無法像別的同學一樣進入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在學校裏擺攤、在宿舍裏擠一張床的媽媽已將她的世界關閉，她似乎隻能通過媽媽才能和外界有一點聯係。
楊母之所以2001年才和女兒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看上去和退休有關。之前，她有工作可以寄托，有同事可以交談，但退休後，她的世界狹小了很多，也許那時她開始感到恐慌，恐慌找不到自己，恐慌自己在世界上不存在。那麼，是不是通過一個讀大學的女兒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呢？
楊元元的生命力非常頑強，大學畢業後，她曾4次考研失敗，度過了長達8年毫無成就感的不堪歲月。看起來，考上上海的研究生，這樣一個身份似乎是一個轉折點，可以照亮她的人生。
但是，她卻在“曙光將現時謎一樣退場了”。這是她的一個好友對她一生的總結。
比糾纏更可怕的是對孤獨的恐懼
很多時候，媽媽會給女兒窒息般的愛，這也會導致女兒和媽媽不能分離。但還有很多時候，一個媽媽之所以能特別糾纏住一個孩子，恰恰是因為這個孩子獲得的愛比較少。
比較病態的母女共生現象中，常會看到這樣一個軌跡：小時候，女兒獲得的愛很少，媽媽疏於對她的照顧，甚至非打即罵；隨著女兒逐漸長大，生存能力越來越強，媽媽開始轉變態度，對女兒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視，最後逐漸重視到似乎離開女兒就活不下去了。
對於這樣的故事，從媽媽的角度看，她會有很多收益，所以她會執著於這種好處而不願放手，也不敢放手，因為一旦放手，她就要麵對自己的痛苦之身。但從女兒的角度看，似乎百害而無一利，那麼，為什麼女兒也難以從這種糾纏中解脫出來呢？
也許很關鍵的原因是，比起病態的糾纏來，我們更懼怕孤獨。孤獨時，我們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沒有絲毫的價值。假如最幼小的時候，經曆過孤獨，那麼這種懼怕會尤其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