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文化激進主義受到反革命的壓製，於是其中心從慕尼黑遷移到了柏林。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柏林都是藝術實驗、反獨裁、激進主義和享樂主義的代名詞，也吸引了那些渴望城市冒險的外國人。克裏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他的小說《諾裏斯先生換火車》（MrNorrisgesTrains）和《別了，柏林》（GoodbyetoBerlin）［後來改編成了電影《歌廳》（Cabaret）］中對柏林大加頌揚。犯罪、謀殺和幫派主義在流行文化中受到讚美，在格奧爾格·格羅斯（Gerosz）的繪畫、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小說《柏林，亞曆山大廣場》（BerlinAlexanderplatz）以及庫爾特·威爾（Kurt Weill）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三分錢歌劇》（TheThreepennyOpera）的歌曲中，這些又被轉化成藝術。咖啡廳生活和歌舞表演在此蓬勃發展，仿佛戰爭之前慕尼黑的施瓦賓格區。諷刺雜誌與和平主義者的期刊也在柏林得以迅猛發展，像埃裏希·克斯特納（Erich Kästner）、庫爾特·圖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這樣的作家，都是柏林《世界舞台》雜誌（DieWeltbühne）的撰稿人。年輕女性稱頌女性文化，而裸體雜誌和賣淫——也是（男性）藝術家最愛的主題——則向人們揭示，性解放的程度可能也體現了性剝削的程度。
革命後的慕尼黑成為巴伐利亞“秩序的中心”，以此來看，20世紀20年代的柏林似乎正是對民族主義者和專製主義者所向往的那種尚武、保守又傳統的德國的否定。已故的托馬斯·弗裏德裏希（Thomas Friedrich）寫的最後一本書是《希特勒的柏林》（Hitler’s Berlin），書中主要講述的是在1933年納粹奪取政權之前，希特勒與柏林的關係，而有關慕尼黑和柏林更廣闊的文化曆史卻幾乎沒有提及。作者著重描寫了希特勒個人對柏林的感受，但柏林隻有置於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被人們所理解。
弗裏德裏希指出，“一戰”期間，希特勒從前線回來休假時，第一次造訪了柏林，那時他就對德國首都的宏偉壯麗驚歎不已。在寫給戰友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的信中，希特勒把柏林稱為“一座美妙的城市，一個真正的大都市”。1920年，希特勒仍然希望柏林可以成為推翻魏瑪共和國、建立民族主義專政的起點。那年年初，他就已經開始接觸“卡普暴動”的煽動者，政變一爆發，他便飛到了柏林。不過，當他抵達機場，遇到的卻是正在舉行大罷工的工人，他們已經占領了機場。於是希特勒貼上了假胡須，荒謬地冒充會計師，設法通過了檢查站，但在他抵達之前，政變顯然就已經失敗了，這無疑讓希特勒對當時的柏林非常蔑視。希特勒大失所望，他譴責說：“腓特烈大帝的柏林已經被猶太人變成了豬圈。”相比之下，慕尼黑才是純粹的“德國”，在慕尼黑，那種不良影響已經被徹底清除掉了。
在慕尼黑，文化激進主義受到反革命的壓製，於是其中心從慕尼黑遷移到了柏林。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柏林都是藝術實驗、反獨裁、激進主義和享樂主義的代名詞，也吸引了那些渴望城市冒險的外國人。克裏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他的小說《諾裏斯先生換火車》（MrNorrisgesTrains）和《別了，柏林》（GoodbyetoBerlin）［後來改編成了電影《歌廳》（Cabaret）］中對柏林大加頌揚。犯罪、謀殺和幫派主義在流行文化中受到讚美，在格奧爾格·格羅斯（Gerosz）的繪畫、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小說《柏林，亞曆山大廣場》（BerlinAlexanderplatz）以及庫爾特·威爾（Kurt Weill）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三分錢歌劇》（TheThreepennyOpera）的歌曲中，這些又被轉化成藝術。咖啡廳生活和歌舞表演在此蓬勃發展，仿佛戰爭之前慕尼黑的施瓦賓格區。諷刺雜誌與和平主義者的期刊也在柏林得以迅猛發展，像埃裏希·克斯特納（Erich Kästner）、庫爾特·圖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這樣的作家，都是柏林《世界舞台》雜誌（DieWeltbühne）的撰稿人。年輕女性稱頌女性文化，而裸體雜誌和賣淫——也是（男性）藝術家最愛的主題——則向人們揭示，性解放的程度可能也體現了性剝削的程度。
革命後的慕尼黑成為巴伐利亞“秩序的中心”，以此來看，20世紀20年代的柏林似乎正是對民族主義者和專製主義者所向往的那種尚武、保守又傳統的德國的否定。已故的托馬斯·弗裏德裏希（Thomas Friedrich）寫的最後一本書是《希特勒的柏林》（Hitler’s Berlin），書中主要講述的是在1933年納粹奪取政權之前，希特勒與柏林的關係，而有關慕尼黑和柏林更廣闊的文化曆史卻幾乎沒有提及。作者著重描寫了希特勒個人對柏林的感受，但柏林隻有置於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被人們所理解。
弗裏德裏希指出，“一戰”期間，希特勒從前線回來休假時，第一次造訪了柏林，那時他就對德國首都的宏偉壯麗驚歎不已。在寫給戰友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的信中，希特勒把柏林稱為“一座美妙的城市，一個真正的大都市”。1920年，希特勒仍然希望柏林可以成為推翻魏瑪共和國、建立民族主義專政的起點。那年年初，他就已經開始接觸“卡普暴動”的煽動者，政變一爆發，他便飛到了柏林。不過，當他抵達機場，遇到的卻是正在舉行大罷工的工人，他們已經占領了機場。於是希特勒貼上了假胡須，荒謬地冒充會計師，設法通過了檢查站，但在他抵達之前，政變顯然就已經失敗了，這無疑讓希特勒對當時的柏林非常蔑視。希特勒大失所望，他譴責說：“腓特烈大帝的柏林已經被猶太人變成了豬圈。”相比之下，慕尼黑才是純粹的“德國”，在慕尼黑，那種不良影響已經被徹底清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