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製定某項經濟政策，理由是什麼？現代經濟學提供的最基本理由就是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在現實當中，特別是在現代國家形成以前，理由就不是這麼文縐縐、簡簡單單了。關於經濟政策的理由，中國在先秦時代、漢唐時代就留下了一些重要陳述和爭論。從曆史記載來看，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經濟政策有著明確而強烈的理由，就是在那個華夏秩序崩潰、諸侯弱肉強食的時代，王道不複，必須走霸道之路以保護邦國和人民，吞並他國而強化安全基礎，最終消弭戰爭。那麼強國、強兵就是理性選擇，這就要求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大力推行“農戰”政策，以及積極的賦稅政策和資源開發利用政策。相比較而言，儒家盡說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之類的話，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除了輕賦薄稅、安貧樂道等陳詞濫調式主張以外，就沒有更多具體實用的政策理由。有意思的是，到了近現代中國，儒法分野仍然能在一些政策選擇中找到痕跡，例如從清末以來的洋務運動，到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節製資本，再到蔣介石的國營企業，基本上都承襲了法家強國強兵的政策思路，並糅合了儒家的財富再分配、防止兩極分化的思想。新中國成立之後不久，毛澤東與梁漱溟有一場實在不應該被經濟學者忽略的政策爭論，梁批評了犧牲農民利益而大力發展重工業及國防工業的政策，毛則激烈反駁梁不過是孔孟之道的“施仁政”那一套東西。
西方曆史上也有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政策分歧。西方國家在現代以來，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空前增加，經濟政策的豐富程度和實施力度都非昔日可比。應該說，這一方麵是被經濟活動日益複雜、市場範圍日益擴大逼迫出來的，特別是被經濟危機逼迫出來的；另一方麵，經濟學也適時為新的政策組合提供了學術理由。凱恩斯理論影響力的擴大，新古典綜合體係的建立，終於為當代經濟政策提供了係統化的理論基礎。
概而言之，現代主流經濟學為經濟政策提供了如下幾大理由：壟斷的出現和外部性的存在導致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幹預和規製；一些公共物品無法由私人機構提供，需要由政府提供；宏觀經濟具有內在不穩定性，需要政府管理和調控；收入分配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需要政府做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此外，還有很多不太主流的理論，特別是一些專注於欠發達國家、追趕型經濟體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五花八門的政策主張，筆者將在後麵的經濟政策實踐那一部分進行解釋。這裏需要提示一下，經濟政策的理由並不一定來自經濟學，因為很多經濟政策實際上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外交考量、軍事考量糾纏在一起，純粹的經濟學者無法完全理解和接受政府的政策選擇，所以僅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待經濟政策顯然是不夠的。
政府製定某項經濟政策，理由是什麼？現代經濟學提供的最基本理由就是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在現實當中，特別是在現代國家形成以前，理由就不是這麼文縐縐、簡簡單單了。關於經濟政策的理由，中國在先秦時代、漢唐時代就留下了一些重要陳述和爭論。從曆史記載來看，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經濟政策有著明確而強烈的理由，就是在那個華夏秩序崩潰、諸侯弱肉強食的時代，王道不複，必須走霸道之路以保護邦國和人民，吞並他國而強化安全基礎，最終消弭戰爭。那麼強國、強兵就是理性選擇，這就要求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大力推行“農戰”政策，以及積極的賦稅政策和資源開發利用政策。相比較而言，儒家盡說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之類的話，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除了輕賦薄稅、安貧樂道等陳詞濫調式主張以外，就沒有更多具體實用的政策理由。有意思的是，到了近現代中國，儒法分野仍然能在一些政策選擇中找到痕跡，例如從清末以來的洋務運動，到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節製資本，再到蔣介石的國營企業，基本上都承襲了法家強國強兵的政策思路，並糅合了儒家的財富再分配、防止兩極分化的思想。新中國成立之後不久，毛澤東與梁漱溟有一場實在不應該被經濟學者忽略的政策爭論，梁批評了犧牲農民利益而大力發展重工業及國防工業的政策，毛則激烈反駁梁不過是孔孟之道的“施仁政”那一套東西。
西方曆史上也有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政策分歧。西方國家在現代以來，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空前增加，經濟政策的豐富程度和實施力度都非昔日可比。應該說，這一方麵是被經濟活動日益複雜、市場範圍日益擴大逼迫出來的，特別是被經濟危機逼迫出來的；另一方麵，經濟學也適時為新的政策組合提供了學術理由。凱恩斯理論影響力的擴大，新古典綜合體係的建立，終於為當代經濟政策提供了係統化的理論基礎。
概而言之，現代主流經濟學為經濟政策提供了如下幾大理由：壟斷的出現和外部性的存在導致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幹預和規製；一些公共物品無法由私人機構提供，需要由政府提供；宏觀經濟具有內在不穩定性，需要政府管理和調控；收入分配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需要政府做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此外，還有很多不太主流的理論，特別是一些專注於欠發達國家、追趕型經濟體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五花八門的政策主張，筆者將在後麵的經濟政策實踐那一部分進行解釋。這裏需要提示一下，經濟政策的理由並不一定來自經濟學，因為很多經濟政策實際上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外交考量、軍事考量糾纏在一起，純粹的經濟學者無法完全理解和接受政府的政策選擇，所以僅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待經濟政策顯然是不夠的。
對政策理由的質疑與理論紛爭
問題在於，這些經濟學的理論依據並非穩如磐石、一成不變，大部分理論在過去幾十年裏都經曆了質疑—反質疑—修補—再質疑的過程，其中一些理論，如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理論，已經千瘡百孔，但仍然能夠做到屹立不倒。這些作為政策基石的理論無論遭到質疑，還是獲得辯白，一般都會在政策實踐中得到反應；或者相反，政策實踐無論是效果良好，還是結局黯然，一般也會在更深入的理論研究中有所體現。所以，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是互為鏡像的。
被廣泛質疑和反質疑的理論，首先就是市場失效理論。主流經濟學的均衡與效率假說是以完全競爭、私人物品、完全信息、私人收益等為前提的，而這在現實世界中幾乎不存在。但這就一定意味著沒有均衡、沒有效率嗎？就一定意味著需要政府幹預、規製嗎？許多經濟學者的規範研究和實證研究都認為，在很多時候，政府介入反而導致效率更加低下，均衡更難實現。因此，主張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幹預的理論一直都堅挺地存在。即使在“二戰”後政府幹預主義泛濫的時候，在歐洲經濟學界，歐肯（Walter Eu，2014）作為德國弗萊堡學派的奠基人之一，被認為是一位比較理性、中道的主張自由競爭的學者，他在《經濟政策的原則》一書中就強調，國家經濟政策應該限於和集中於塑造經濟秩序、保護和促進競爭，而不能直接幹預經濟活動的過程；企業主之間形成卡特爾，以及工人之間形成工會，都有可能產生壟斷，從而妨礙和破壞競爭；應該實行資本的無限責任政策和工人的自由就業政策，這樣才能形成良好的競爭秩序。歐肯把國家的競爭政策分為秩序政策和過程政策，他認為國家應該為市場經濟創造一個可靠的秩序框架，這個秩序需要遵循兩類原則，即構成性原則和規製性原則。構成性原則包括自由的價格、穩定的貨幣、開放的市場、財產的私有、契約的自由、責任的無限、政策的連續等等，而規製性政策主要是反壟斷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勞工權益保護和環境保護等政策。米塞斯（2007）則走得更遠，在主張自由放任方麵更加激進，他還與歐肯發生激烈爭論，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並不會形成壟斷，因此反壟斷都不需要國家來做，而歐肯認為市場競爭中的私人勢力也可能會被濫用，所以國家必須有反壟斷的政策。應該了解的是，歐肯創立這套理論之時，正是德國黑市泛濫、少數人橫行市場的時候，所以說經濟理論也是經濟現實的反映，從歐肯這裏就可以得到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