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 孝莊母子的天主、喇嘛和禪宗之緣 第2章
事實上，這個時候，努力對剛剛開國的大清朝施加影響力的宗教派係並不限於湯若望的基督教一家。當時的宗教，對於大清國的實際掌權者孝莊太後與順治帝母子顯示出勃勃之野心者，還有中國傳統性宗法宗教和佛教中的喇嘛教、禪宗二支。在這場波瀾壯闊的宗教大角力之中，作為國家領導者的孝莊太後與順治帝母子，雖然在個人的宗教愛好方麵，呈現了“青菜蘿卜各有所好”的偏頗。（例如：孝莊太後與順治帝母子，一開始都對於湯若望的基督教倍感新奇，但是，孝莊太後成長於一個傳統的漠南蒙古科爾沁部落，她的宗教信仰無疑是偏好於喇嘛教的黃教。而順治帝的後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則更樂於參悟禪宗中的玄理。）但這一切，卻不妨礙中國宗法性傳統宗教在順治一朝，作為大清朝國教的最終確立！
我們知道，滿族在它的興起過程，最初所崇敬的宗教，不過是一種頗為原始的薩滿教。這種宗教，起源於人類最古老的巫文化，其足跡曾經遍布於史前的世界各地。但是，薩滿教文化的繁榮之地卻應該是伏爾加河流域、芬蘭人種居住的地區、東西伯利亞與西西伯利亞，以及朝鮮人、東北三省的滿洲人居住的朝鮮半島。事實上，滿族人早期所信奉的薩滿教，從嚴格的意義上來判斷，尚算不上具有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它沒有文字與教義，隻依靠傳統的民間口頭傳承，因此，從屬於一種正在發育的薩滿巫術。雖然說，滿洲人在遼東，從清太祖努爾哈赤的草創天下伊始，滿洲宗室貴族便有設立堂子祭天，一般的滿族平民人家也有樹立索羅杆、請薩滿跳神祈福的習俗。但是，至後來清世祖遷都北京，中原抵定，作為泱泱中國的一代新統治者——大清王朝，欲確定一種宗教為其統治的思想基礎之時，薩滿教便未免過於簡陋了。這樣，從多爾袞一直到順治帝的親政，清政府最高當局一直都沒有將薩滿教扶正為主導宗教的打算。
另外，清王朝的清太祖、清太宗兩代開國君主，本來是不迷信佛教的。
《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記載有皇太極對滿洲諸貝勒、大臣的一段訓話：
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素為名，奸淫婦女，貪圖財物，逆行惡道，披陽間索取人財帛牲畜，口稱使人陰間無罪孽，其虛誕未有甚於此者。喇嘛等不過陽圖財物，至於陰間執念爾之情麵，逐免其罪孽也。今之喇嘛，皆為荒唐，不足以稱喇嘛之名。蒙古輕信喇嘛，費用財物，懺悔罪過，令冥魂超生福地，扯布條受戒者，今後不許為之。
其時的清太祖、清太宗兩位早已立誌將漠南蒙古各部落，收服為打江山的一個得力助手。滿蒙兩族的交往相當頻繁，“重以婚姻，聯為一體”。於是，在滿洲貴族的上層，也有人向蒙古族的弟兄們學習，趕時髦，悄悄地信奉喇嘛教。皇太極為此敲響了滿洲諸貝勒、大臣們的警鍾。
明萬曆六年（1578年)，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的領袖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與蒙古右翼三萬戶的盟主阿勒坦汗（俺答汗）結為福田施主關係，由此，黃教在內外蒙古與西蒙古的諸部落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此後，皇太極大舉征伐蒙古北元的林丹汗，獲得了在林丹汗察哈爾部傳教的墨爾根喇嘛，墨爾根喇嘛給皇太極奉獻了林丹汗“三大法寶”之一的元代八思巴鑄造的“喇哈噶嘛”佛像。由此，皇太極了解到黃教在蒙古大漠南北的號召力。
順治之前的大清領導者對於黃教采用了實用主義：既然咱的蒙古兄弟們對於黃教篤信不疑，大清朝在蒙藏地區將不遺餘力地大力扶持。所謂的“興黃安蒙”“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此後，便成為了大清朝處理蒙藏關係的基本國策。清朝在入關之前，即在遼東地區出台了一批的親善措施。例如，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極曾經派使者到西藏，希望“至尊無上的大喇嘛”能來到滿蒙地區傳法。崇德七年十月，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派出的使臣賽欽曲結抵達盛京，皇太極曾經率領滿蒙的王公貝勒們來到郊外迎接。當時，為了歡迎賽欽曲結的到來，皇太極特意在盛京興建了一座弘揚黃教的實勝寺，以表達大清的推崇之意。
不過，大清的開國國母孝莊太後的個人宗教信仰也是黃教。大清入主北京之後，孝莊太後除了在其寢宮慈寧宮的後殿供奉喇嘛佛像，也喜歡到順治帝為其在前殿東廡南所專設的佛堂內誦經引佛。至今，在台灣的“故宮博物院”仍完好無損地珍藏著，康熙初年的一部泥金寫本藏文甘珠爾經。這是堪稱世界級國寶的一部“龍藏經”經典。當時，援請寫經的喇嘛高僧有171人，金粉需金1782兩。這部經書雖然是以康熙帝的名義動手寫造的，實際上，康熙帝隻是為了了結祖母孝莊太皇太後長期以來所發下的一個宏願。
皇額娘孝莊對於黃教的虔誠態度，在少年福臨的腦海中，曾留下了深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