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Hans Eynck）在媒體上稱讚了塔博曼關於收入的研究，表示從這個研究中可以看出，政策對消除貧困的作用非常有限。戈德伯格看了之後諷刺道：“說出這話的人真是聰明極了。”他不顧學術辯論的大忌，在自己的文章中以挖苦的語氣寫道：“照這樣的說法，如果研究發現影響視力的主要是遺傳因素，那主管眼鏡行業的國家機構就應該關門；研究發現影響降雨的主要是自然因素，那主管雨傘行業的國家機構也應該關門。”5sup>所以，當時“左傾”的主流學界認為，遺傳力根本無法準確估算，即使能被估算出來，對公共政策也毫無意義（當然對優生學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遺傳力既然存在，就注定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撇開戈德伯格從統計角度做出的批判，遺傳力真的並不難計算。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行為遺傳學就力排眾議，毫不氣餒地繼續對很多雙生子、被收養者和其他類型的親屬進行了分析，試圖估算出基因在更多性狀（小到喜歡哪種麵包，大到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中的分量。我們在第一章已經提到，伴隨著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爾斯·默裏的暢銷書《鍾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的出版，關於遺傳力的辯論在20世紀90年代真是沸反盈天。赫恩斯坦是一位心理學家，長期研究行為遺傳學，默裏則精通社會曆史和政策分析，是社會救濟研究領域的“右派”大將。他們倆把各自的術業專攻進行了融合，得出了非常簡潔而可怕的結論。
他們在書中寫道，過去日子苦的時候，美國（當然歐洲也是一樣）沒有機會平等這回事。在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問題上，美國不是一個能做到一視同仁、公平對待的國家。盡管開國元勳對此抱有極高的期望，但直到不久前，美國社會的情況還是一如往日，隻有精英的孩子才可以上大學，畢業以後當經理，而美國大多數人能高中畢業就不錯了。傑斐遜理想中的以小農為主體的時代從未真正到來，反倒是階級分化（包括種族分化、性別歧視）越來越穩固了。
從20世紀中葉開始，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先是羅斯福新政織起了一張最低保障的安全網，讓處於底層的人不至於境況太差；緊接著“二戰”後的一係列政策（例如，《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以及約翰遜總統發起“向貧困宣戰”期間設立的佩爾助學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接受高等教育和買房（還要部分歸功於聯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軍人管理局的貸款、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的成立等因素）的人數。同時，美國開始實行義務教育，高中教育普及開來。上大學更容易了，一方麵因為大學擴招；另一方麵因為入學考試也趨於規範，打破了老同學關係網一手遮天的局麵，讓好大學能夠選拔到最優秀的考生。與此同時，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勝利結束了法律上種族隔離最後的殘餘，任人唯賢的伊甸園自此誕生，至少《鍾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的作者赫恩斯坦和默裏是這麼說的。
當時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Hans Eynck）在媒體上稱讚了塔博曼關於收入的研究，表示從這個研究中可以看出，政策對消除貧困的作用非常有限。戈德伯格看了之後諷刺道：“說出這話的人真是聰明極了。”他不顧學術辯論的大忌，在自己的文章中以挖苦的語氣寫道：“照這樣的說法，如果研究發現影響視力的主要是遺傳因素，那主管眼鏡行業的國家機構就應該關門；研究發現影響降雨的主要是自然因素，那主管雨傘行業的國家機構也應該關門。”5sup>所以，當時“左傾”的主流學界認為，遺傳力根本無法準確估算，即使能被估算出來，對公共政策也毫無意義（當然對優生學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遺傳力既然存在，就注定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撇開戈德伯格從統計角度做出的批判，遺傳力真的並不難計算。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行為遺傳學就力排眾議，毫不氣餒地繼續對很多雙生子、被收養者和其他類型的親屬進行了分析，試圖估算出基因在更多性狀（小到喜歡哪種麵包，大到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中的分量。我們在第一章已經提到，伴隨著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爾斯·默裏的暢銷書《鍾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的出版，關於遺傳力的辯論在20世紀90年代真是沸反盈天。赫恩斯坦是一位心理學家，長期研究行為遺傳學，默裏則精通社會曆史和政策分析，是社會救濟研究領域的“右派”大將。他們倆把各自的術業專攻進行了融合，得出了非常簡潔而可怕的結論。
他們在書中寫道，過去日子苦的時候，美國（當然歐洲也是一樣）沒有機會平等這回事。在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問題上，美國不是一個能做到一視同仁、公平對待的國家。盡管開國元勳對此抱有極高的期望，但直到不久前，美國社會的情況還是一如往日，隻有精英的孩子才可以上大學，畢業以後當經理，而美國大多數人能高中畢業就不錯了。傑斐遜理想中的以小農為主體的時代從未真正到來，反倒是階級分化（包括種族分化、性別歧視）越來越穩固了。
從20世紀中葉開始，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先是羅斯福新政織起了一張最低保障的安全網，讓處於底層的人不至於境況太差；緊接著“二戰”後的一係列政策（例如，《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以及約翰遜總統發起“向貧困宣戰”期間設立的佩爾助學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接受高等教育和買房（還要部分歸功於聯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軍人管理局的貸款、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的成立等因素）的人數。同時，美國開始實行義務教育，高中教育普及開來。上大學更容易了，一方麵因為大學擴招；另一方麵因為入學考試也趨於規範，打破了老同學關係網一手遮天的局麵，讓好大學能夠選拔到最優秀的考生。與此同時，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勝利結束了法律上種族隔離最後的殘餘，任人唯賢的伊甸園自此誕生，至少《鍾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的作者赫恩斯坦和默裏是這麼說的。
他們講的故事最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是，由於社會變得機會均等，真正的精英就能通過選拔而成為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同是常春藤盟校畢業生的兩個人結婚生子，他們的後代將更加天賦異稟。通過這種被人口學家稱為選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的行為將使上層人士和底層民眾之間基因潛力的鴻溝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在過去，男老板一般都不會選擇與他共事的女經理，而是娶漂亮的女秘書為妻。好一對郎才女貌。此處應響起美劇《廣告狂人》的主題曲6sup>（我們將在第四章討論遺傳學與婚姻的時候處理這個問題）。綜觀整個20世紀60年代，因為經濟發展模式越來越偏向於信息和技術，常春藤盟校畢業生之間的婚姻呈上升趨勢，僅僅經過幾代就造成了無法控製的不平等現象。之所以無法控製，赫恩斯坦和默裏是這樣解釋的——社會經濟的階級劃分主要取決於基因而非社會進程，所以不受政策的影響，他們稱之為遺傳分層（geic stratification）。他們的言論無所不用其極地向我們灌輸，基因已經從根源上造成了差異，與其徒勞地去研究讓不同社會背景的孩子享有均等人生機會的政策，還不如趁早放棄，想想采取何種政策能防止基因日益低劣的底層人的騷動。7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