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學和戰爭與和平
盡管離證實還有一段距離，但是阿什拉夫和蓋勒的新興觀點已經吸引了其他一些研究者。該領域的新論文正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雖然目前還沒有人像阿什拉夫和蓋勒那樣做非常細致的調查工作。恩裏科·斯伯勞雷（Enrico Spolaore）和羅曼·瓦茨格（Romain Wacziarg）發表了一篇分析“群體（國家）遺傳多樣性水平與國家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之間相關性的論文。25sup>他們的論文同樣做了大範圍的分析。作者考察了1816—2001年間發生的各種區際衝突和戰爭，涉及超過175個國家，並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基因組成上相似性更低的國家之間（換言之，遺傳多樣性更高）是否更有可能爆發戰爭？比如，由於長期種族差異引發的戰爭。
然而，結合了遺傳學和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這篇文章的結論與直覺完全相反：衝突和戰爭更容易在基因相似性較高，而非較低的群體間爆發。但是，當我們考慮到這一結果其實存在許多與“遺傳”無關的解釋時，似乎就不足為奇了。首先，遺傳上相似性更高的群體很有可能本身在地理位置上就很接近，當一方觸動了相鄰另一方的重要利益時，戰爭或衝突可能就爆發了。針對這一問題，研究者對於國家間的地理距離做了調整，隨後他們發現遺傳差異仍舊是影響國家間發生衝突或戰爭的一個因素。另外，“遺傳”現象也可能來源於另一個社會因素——遺傳混合（geic admixture）。兩個群體之間遺傳相似度高可能是由於在曆史上這兩個群體之間發生過侵略、貿易等相關交流事件，從而導致群體間發生遺傳混合。例如，兩個遺傳相似度很高的國家——英國和美國——在1812年爆發了戰爭，部分原因就在於之前英國對北美的征服。這樣一來，遺傳相似度高的國家在未來更有可能爆發衝突和戰爭就毫不奇怪了：因為這些國家間的遺傳相似性可能正來源於之前的衝突（例如，侵略戰爭和戰後的遺傳混合），過去的衝突或戰爭給未來的國際爭端埋下了隱患。因此，研究者在統計時也調整了過往衝突和戰爭所帶來的影響，隨後他們發現遺傳相似性仍舊影響著群體間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不過，與阿什拉夫和蓋勒將遺傳多樣性與經濟發展相聯係的研究一樣，認為遺傳距離（geic distance）與地區間衝突相聯係的學說是一個尚未成熟的新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