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我從礦業大學畢業之後，回到西疆的西部礦區礦監局監察二隊擔任了一名普通的安檢員。我之所以選擇這一行的原因，其實和那個時候中國大部分工人階級一樣，屬於子承父業。
我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煤礦工人。還在舊社會那會，小小年紀的他由於生活所迫，就已經下井幹活了，並且很快加入了黨的秘密工會組織，後來還被發展成了黨員。
解放後，為了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我父親又報名到了中國的大西北的大西北：西疆西部礦區。作為業務技術骨幹，他和一幫子同樣從內地去的煤礦工人，一起開創了西部礦區的輝煌，一幹就是幾十年。
說實話，那會兒全國的條件都非常艱苦，更別提遙遠的西部邊陲了，說一句完全是拿命在工作一點也不為過。和我父親一起去西疆的那麼多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很多還沒有熬到結婚就去世了，有的是死於礦難，有的是死於職業病。
如果說沒有一股子為國為民的精神在支撐，那是無論如何也堅持不下去的，現在的人已經很難理解他們了。
剩下來的那部分人，年齡越來越大，卻麵臨著另一個嚴重的無法解決的，找不著對象的問題。我父親雖然僥幸躲過了數次礦難，又被調到了礦區擔任行政工作，這條命和身體算是保住了，但同樣是老光棍一個，還住在礦區的集體宿舍裏，在那方麵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晃眼，他已經年近四十，眼看著這輩子真的要奉獻給礦區了，組織上給他介紹了一個支援邊區教育事業的中學女教師，兩人一見鍾情，很快就成立了一個小家庭。這個女教師就是我的母親，至於當時我母親為什麼能看上我父親，時至今日她也沒有透露過什麼具體的信息。
但我從小耳聞目睹，還是能看出當年的婚戀觀和現在是不一樣的。那個時代的人以國家和事業為重，往往較少考慮個人的問題，即使考慮了，也是傾向於各單位中的積極分子，也就是勞動模範那樣的人。
我父母正好都是那樣的人，要不然也不會一個投身西部礦區幾十年，一個自願放棄原有的一切，跑到大西北當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了。
這樣的感情是不摻雜任何功利和物質的，也就更加的純淨自然。除此之外，我母親應該也有她的難處，畢竟一個女孩子背井離鄉到一個非本民族為主的偏遠地區，找合適的對象也不是那麼容易。他們結婚的時候，我父親38歲，我母親也已經33歲。
結婚之後，我父親就搬離了礦區的集體宿舍，搬進了我母親學校分給我們的一處住所，這個住所就在學校裏麵的家屬區。從此之後，我們這一家人就真正在西部紮下了根，不準備再回東部了。
我家一共有三個兄弟，我排行老三，上麵還有兩個哥哥。可能是因為想生個女孩一直沒能如願，我母親執意給我起名叫“姚嵐”，這是個明顯帶有女性色彩的名字。
托了這個名字的福，我和兩個哥哥的性格迥然不同。他們兩個天性叛逆，父母讓他們向東他們偏向西，讓他們幹啥他們偏不幹啥，結果就是他們兩個成功的脫離了家庭的傳統，不顧父母親的強烈反對，奔赴遠方尋找他們自己的幸福去了。
這倒是苦了我了。父親對煤礦事業忠心耿耿，一門心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巴不得我早點畢業好接他的班，而我母親則是希望我這個幼子能陪在他們的身邊。
說實話，我對煤礦也並非沒有感情，再加上我的性格比較委婉，對於工作的問題無可無不可，就順理成章的考上了礦業大學，畢業後又回到西部礦區接了父親的班，從一名普通的安檢員做起。這一切對我來說似乎沒有經過大腦考慮，也沒有遇到什麼阻力障礙，莫名其妙的就上班了。
當然，我上班的時候和我父親那個時候的礦區環境已經不一樣了，甚至可以說有了巨大的變化。比如說，雖然煤礦的活不好聽，又累又髒，但當時煤礦的正式編製還真不好進，正式工下井的很少，在井下幹活的工人大多數是臨時聘用過來的內地農民子弟，也就是常說的集體工，我們礦區地理位置特殊，其中還有為數不少的本地原牧民。
我和那些同樣是接班的“煤二代”們，和我們的父輩也是不一樣的，至少缺少了那份不要命的苦幹勁頭。不過畢竟是從小熏陶出來的，我們這批人還不至於一無是處，什麼也幹不了。
上級有什麼要求，需要我們跑到偏遠一些的小煤礦去檢查安全工作，我們也能幹的像模像樣，蠻是那麼回事。即使要求我們深入第一線下井鑽黑窟窿，也沒見有誰嚇得屁滾尿流的，包括我這個不常下井的在內。
也就是說，別看我們這批人在城市裏，在井上吃喝玩樂什麼都會，到礦區下井卻也髒話累活什麼都幹。俗話說得好：能吃不能幹的是懶漢，能幹不能吃的傻蛋，既能吃也能幹的才是好漢。
我的同學兼同事王小柱，他就是這樣一個好漢的典型。
王小柱的家庭背景和我差不多，雖然不住在一起，但他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是從內地來的技術骨幹，打小我們兩個就認識，是光屁股一起長大的交情。
後來雖然不在一個班，但從小學到中學，我們倆始終在一所學校讀書。我為人處事不如王小柱，身體也不如王小柱那麼壯實，膽子又小，在學校裏經常受人欺負，王小柱就每天和我一起上學放學，借此向眾人宣示我們倆的關係，遇到有人欺負我的時候，他從來不問對方是幾個人，上去揮拳就打抬腿就踹，幫我解了好多次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