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所產生的教化
我們剛剛概括了政治類型的概念。它的提出，可以作為一種把曆史、社會科學、心理學和醫學資料統一起來的手段。在我們所知道的政治生活史中的許多傑出人物身上，特別是在那些早期歲月中就被灌輸以某種政治使命的人身上，這種概念得到了證明。在這些例子中，我們的所有描述都可以體現出來。這些個人把自己認同於比原初的自己更大的群體的命運。群體的目標會和群體看起來所處的當前的或者預期的環境之間產生差異，個人對於使命的強調即產生於此。據信，群體的損失或障礙被認為可以通過權力（盡管不是必然要排除其它手段）來清除。而且，權力被美化為一種可能的——如果不是必然的——實現集體使命、因而消除和阻止剝奪的手段。這樣，成長中的年輕人的注意焦點就全神貫注於和權力有關的符號，並且全神貫注於權力的合理化。當他所獲得的技能被認為適合於所完成的使命的時候，他就會被給予直接的滿足。通常，當某種變動中的政治形勢充滿了過多的衝突時，或者當障礙和損失剛剛發生時，這種強烈的教化就會發生。
讓我們回想漢尼拔（Hannibal）[4]sup>的故事。在孩提時代，他就被能幹的父親，迦太基的將軍哈米爾卡·巴卡斯（Hamilbsp;Barcas）灌輸以對羅馬的火熱仇恨和對迦太基的忠誠。這種活動發生在最激烈的一場鬥爭期間。當時的兩個超級大國為了爭奪地中海霸權而搏鬥。這場鬥爭最終導致了迦太基的滅絕。[5]sup>
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從出生起就被他的嚴峻的父母（查理九世Charles IX和克裏斯蒂娜Christina）開始培養成新教的鬥士。他將瑞典語和德語作為自己的母語加以學習，在十三歲時就熟練掌握了拉丁語、意大利語和土耳其語。後來，他獲得了關於西班牙、俄國和波蘭的實際知識。在九歲時，這個孩子就開始在公共儀式中承擔責任。在十三歲時，他就接受請願書，並同外交部長進行正式的交談。兩年以後，他管理一個公爵領地，並在一年內成為實際的統治者。他接受了軍事和武士技藝的訓練。後來，在同天主教力量的鬥爭中，他的優秀表現自然不言而喻。
雄心勃勃的充滿愛心的父母對於自我理想（the ego ideal）（對自我所提出的要求）的塑造非常重要。無論是在科學觀察中，還是在日常智慧中，這種現象都司空見慣。盡管我們對成吉思汗早年生活的細節所知甚少，但是，每個人都指出，他的母親對於他具有決定性影響，讓他做好了恢複家族地位的準備。在這個時期，大部落被更小的社會單位——家族所取代。擁有大群馬匹的家族可以供養由武裝騎士組成的大量的扈從，可以擁有奴隸從事營帳內的仆役工作。弱小的家族被迫在貴族土地之外苟且偷生。鐵木真（後來的成吉思汗）出生於一個破落蒙古族家族。這個家族雖然還保持著對過去輝煌的記憶，但現在卻身處逆境。在鐵木真開始自己的第一次狩獵活動之前，他的父親就被敵人毒死了。鐵木真和他的兄弟們捕獵旱獺和老鼠，甚至在河流中捉魚。這些東西被蒙古人認為是沒有自尊心的人所食用的。母親維持著他們的活力，盡其所能地以自尊和自信激發他們，這種自尊和自信來自於過去的輝煌所產生的英雄傳奇。她努力使曾經簇擁在她丈夫周圍的一小幫人繼續團結在一起。在大草原的一片騷亂打鬥中，成吉思的全部生活都建立在生存鬥爭之上；他征服人們，讓人們服從他的意誌。他曾經宣稱，“一個男人在人生中的最高職責是，打敗他的敵人，把他們驅趕到他的跟前，從他們身邊奪走所有屬於他們的東西，傾聽關愛他們的那些人的哭泣，把他們的馬匹帶到他的膝下，用雙臂摟起他們最心愛的女人。”
上述例子是一個典型例子，它說明了，一些人被剝奪了相信自己應該擁有的權力，於是，他們就致力於複辟和報複的熊熊野心。母親的角色，在塑造恢複家族命運的工具時，常常被作為例子加以說明，就像在偉大的汗的事例中一樣。一個較為平凡的例子是拿破侖三世的生活。他是如此深刻地受到了他的母親的塑造。他的父親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侖一世的弟弟，曾經是荷蘭的國王。在路易事業中的某一時段，他曾通過“誹謗性”訴訟，迫使他的妻子把兩個兒子中的較大的一個留給自己。她帶著查爾斯到處遊蕩，從日內瓦到艾克斯（Aix），從卡爾斯魯厄（Carlsruhe）到奧格斯堡（Augsburg）。她一直監管著兒子的教育，不管他是在學校學習還是在和自己的家庭教師一起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