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選賢任能，我認為可以這樣：所有的事務公務員可以考村級幹部；所有的村級幹部，可以考鎮長，考不上退回去做事務官員，保留下次考鎮長的權力；所有的鎮長可以考縣長，考不上退回去做事務官員，保留下次考縣長的權力；所有的縣長，可以考市長，考不上退回去做事務官員，保留下次考市長的權力；所有的市長，可以考高官，考不上退回去做事務官員，保留下次考高官的權力；所有的高官，可以考高官，考不上退回做事務官員，保留下次考高官的權力。
這叫能上能下，新陳代謝！
我認為：二分之一的村級幹部，可通過考試產生；三分之一的鎮級幹部，可通過考試產生；四分之一的縣級幹部，可統過考試產生；五分之一的市級幹部，可統過考試產生，六分之一的省級幹部，可統過考試產生；七分之一的國家級幹部，可統過考試產生。
教育係統也可以這樣：校長由老師通過考試產生，一部分縣教育局長由校長考試產生，一部分市教育局長由縣局長考試產生，一部分省教育廳長由市局長考試產生，一部分教育部官員，由省廳長考試產生。
以上是我科舉複活新論的一部分想法。
無論是考村長還是校長，一定要考長跑，不要忘了素質教育：文明精神，野蠻體魄！)
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具有強大生命力(張維為)
複旦大學
中國研究院院長
(北京日報2017年11月27日)
核心提示
在許多西方國家裏，多黨民主製度早已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拚金錢、拚資源、拚公關、拚謀略、拚形象、拚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隻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所產生的領導人能說會道者居多，能幹者極少。
從製度傳承來看，中國選賢任能的製度源於持續了上千年的科舉選拔製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製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調和選舉等。這種集古今優勢和中外長處為一體的製度安排無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複興的製度保證。
五年前，我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一篇評論文章，談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西式民主是保底的“下下策”
我的文章裏有這樣的話：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在經曆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是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在中國，領導人要麼擔任過省級領導職務，要麼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曆練。治理中國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加起來的規模。很難想象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製度下，像美國和日本過去一些年裏的平庸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亞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製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當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會批評美國的製度是“1%有、1%治、1%享”。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選舉”的模式完全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製度，但其他已嚐試的製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製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不合適的領導人出局。然而，在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盡可能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製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製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保底的“下下策”（保證應該離開領導崗位的人離開）的結合，這是超越西方那種隻有“下下策”的製度安排的。
西方政治缺乏“選賢任能”的製度安排
五年過去了，我的這些話依然有效，因為它準確概述了中西方政治製度的差異。令人感歎萬千的是：五年時間飛逝而過，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產生的一流領導人及其團隊推動了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選舉政治模式產生的平庸領導人導致西方世界更快地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