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有個年輕的婦女坐在我們對麵。她穿著一身橄欖綠服裝，黑色的披肩將麵部包得嚴嚴實實，以抵禦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車急刹或顛簸過路麵的凹陷，她就會出聲祈禱，每次汽車的高低起伏總伴隨著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壯，穿著破舊的褲子、天藍色的長袍，一手抱著嬰兒，空出來的那隻手用拇指轉動著念珠。他嘴唇開合，默默祈禱。同行的還有其他人，總共十來個，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們兩腿之間，盤膝坐在被帆布包起來的後鬥上，跟這些陌生人擠在一起，搭乘這輛破舊的俄國卡車。
我們淩晨兩點離開喀布爾，自那時起我的內髒就已經翻江倒海。雖然爸爸沒有說什麼，但我知道在他眼裏，暈車是孱弱無能的表現——這可以從他的臉色看出來，有好幾次，我的胃收縮得厲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尷尬。那個拿著念珠的矮壯男人——在祈禱的那個婦女的丈夫——問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說可能是。爸爸把頭別開。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駕駛室的窗門，要求司機停下來。司機卡林是個黑瘦的漢子，一張老鷹般的臉上留著小胡子，他搖搖頭。
“我們離喀布爾太近了。”他大喊，“讓他撐住。”
爸爸低聲咕噥了幾句。我想告訴他我很抱歉，但刹那間我滿嘴唾液，喉底嚐到膽汁的苦味。我轉過身，揭起帆布，在行進的卡車一邊嘔吐起來。在我身後，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賠不是，仿佛暈車是犯罪，仿佛人們到了十八歲就不應該暈車。我又吐了兩次，卡林這才同意停車，大部分原因還是因為擔心我弄髒他的車，他賴以謀生的工具。卡林是個蛇頭，從被俄國人占領的喀布爾，將人們偷偷運到相對安全的巴基斯坦，這在當時可是日進鬥金的生意。他把我們載往喀布爾西南170公裏外的賈拉拉巴特，他的堂兄圖爾在那邊接應，負責再送逃難的人一程，他有一輛更大的卡車，會載著我們通過開伯爾隘口【Kyber Pass，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長60公裏。】，去往白沙瓦【Peshawar，巴基斯坦中部城市】。
卡林把車停在路旁，這時我們在瑪希帕瀑布以西數公裏的地方。瑪希帕——它的意思是“飛翔的魚兒”——是一處山峰，壁立千仞，俯覽著下麵1967年德國人為阿富汗援建的水電站。數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過那座山峰，前往賈拉拉巴特，那個遍地柏樹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過冬的勝地。
我從卡車後麵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邊布滿塵灰的護欄。我嘴裏漲滿了唾液，那是快要嘔吐的征兆。我蹣跚著走近懸崖邊，下麵的深淵被黑暗吞噬了。我彎下腰，雙手撐在膝蓋上，做好嘔吐的準備。在某個地方傳來樹枝劈啪作響的聲音，還有貓頭鷹的叫聲。寒風微微拂動樹枝，吹過山坡上的灌木叢。而下麵，水流在山穀淌動，傳來陣陣微弱的聲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們如何離開家園，那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仿佛我們隻是外出下館子：廚房的洗碗盆堆放著沾有肉丸夾餅殘渣的盤子，盛滿衣物的柳條籃子擺在門廊，被褥還沒疊好，衣櫥裏掛著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裝。起居室的牆上仍掛著壁毯，我媽媽的圖書仍擁擠地占據著爸爸書房裏的架子。我們出逃的跡象很微妙：我父母的結婚照不見了，爺爺跟納迪爾國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張老照片杳然無蹤。衣櫥裏少了幾件衣服。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麵筆記本也消失了。
早晨，賈拉魯丁——五年來的第七個仆人——興許會以為我們出去散步或者兜風。我們沒有告訴他。在喀布爾，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為了獲得懸賞或者因為受到威脅，人們彼此告密：鄰居告發鄰居，兒童揭發父母，兄弟陷害兄弟，仆人背叛主人，朋友出賣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邁德·查希爾，他在我13歲生日那天彈奏手風琴。他和幾個朋友開車去兜風，隨後有人在路邊發現他的屍體，有顆子彈射中他的後腦。那些人無所不在，他們將喀布爾人分成兩派：告密的和沒有告密的。最麻煩的是，沒有人知道誰屬於哪一派。裁縫給你量身時，你幾句無心快語可能會讓你身處波勒卡其區的黑牢。對賣肉的老板抱怨幾句宵禁，你的下場很可能是在牢欄之後望著俄製步槍的槍管。甚至在吃晚飯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裏，人們說話也得深思熟慮——教室裏麵也有這樣的人，他們教小孩監視父母，該監聽些什麼，該向誰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