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到塔赫裏太太——現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爾時，一度以美妙的歌喉聞名。雖然她從不曾得到專業訓練，但她有唱歌的天賦——我聽說她會唱民歌、情歌，甚至還會唱“拉格”【Raga，印度的一種傳統音樂】，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可是，盡管將軍非常喜歡聽音樂——實際上，他擁有大量阿富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經典情歌磁帶，他認為演唱的事情最好還是留給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他們結婚的時候，將軍的條款之一就是，她永遠不能在公開場合唱歌。索拉雅告訴我，她媽媽本來很想在我們的婚禮上高歌一曲，隻唱一首，但將軍冷冷地盯了她一眼，這事就不了了之。雅米拉阿姨每周買一次彩票，每晚看強尼·卡森[2]Johnny Carson（1925～2005），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2]的節目。白天她在花園裏勞動，照料她的薔薇、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
我和索拉雅結婚之後，花草和強尼·卡森不再那麼受寵了。我成了雅米拉阿姨生活中的新歡。跟將軍防人之心甚強的外交手腕——我繼續喊他“將軍大人”，他甚至都沒糾正我——不同，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飾她有多麼喜歡我。首先，她細數身上病痛的時候，我總是專心聆聽，而將軍對此充耳不聞。索拉雅告訴我，自從她母親中風之後，每次心悸都是心髒病，每一處關節疼痛都是風濕關節炎發作，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風。我記得第一次，雅米拉阿姨給我看她脖子上的腫塊。“明天我會逃課，帶你去看醫生。”我說。將軍笑著說：“那麼，你幹脆退學不去上課算了，我的孩子，你阿姨的病曆就像魯米的著作，厚厚好幾冊呢。”
但她發現，我不僅是聽她訴說病痛的好聽眾。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來複槍殺人越貨，也依然能得到她對我毫不動搖的憐愛。因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我使她免受折磨，擺脫了每個阿富汗母親最大的恐懼：沒有門戶光彩的人來向她的女兒提親。那她的女兒就會獨自隨著年華老去，無夫無子，無依無靠。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殺了她唱歌的天賦。
並且，從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亞發生的事情的細節。
我們去參加婚禮。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兒子娶了個紐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禮舉行的宴會廳，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我們站在一群賓客之中，看著新娘從新郎家人手中接過戒指。其時我們聽到兩個中年婦女在談話，她們背對著我們。
“多麼可愛的新娘啊，”她們中一個說，“看看她，那麼美麗，就像月亮一般。”
“是的，”另外一個說，“而且還純潔呢，品德良好，沒有談過男朋友。”
“我知道，我告訴你，男孩最好別和他表姐那樣的女人結婚。”
回家路上，索拉雅放聲大哭。我把福特駛向路邊，停在弗裏蒙特大道的一盞路燈下麵。
“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說，撩撥著她的秀發，“誰在乎呢？”
“這太他媽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們的兒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尋歡作樂，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沒有人會說半句閑話。哦，他們隻是找樂子的男人罷了。我不過犯了一次錯，而突然之間，所有人都開始談論清白和尊嚴，我一輩子將不得不背負這個罪名，抬不起頭來。”
我伸出拇指，從她下巴抹去一顆淚珠，就在她的胎記上方。
“我沒跟你說，”索拉雅說，眼裏泛著淚花，“那天夜裏，我爸爸掏出一把槍。他告訴……那人……說槍膛裏有兩顆子彈，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槍打死他，然後自殺。我尖叫著，用各種各樣的話罵我爸爸，跟他說他無法將我鎖上一輩子，告訴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來，淚水沾滿嘴唇。“我真的對他那麼說，說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帶回家時，我媽媽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來了。她在說話，可是我一句也沒聽清，因為她口齒不清，說話含混。於是我爸爸將我帶回我的房間，令我坐在化妝鏡前麵，給我一把剪刀，不動聲色地叫我把頭發都剪下來。我剪的時候，他就在旁邊看著。”
“一連好幾個星期，我都沒有出門。而當我走出去的時候，無論走到哪裏，我都能聽到有人竊竊私語，或者那是想像出來的。四年過去了，那個地方離這兒三千英裏，而我還能聽到這些話。”
“讓他們去死。”我說。
她破涕為笑，說：“提親那夜，我在電話裏把事情告訴你，原以為你會改變主意。”
“沒有什麼能改變，索拉雅。”
她微笑起來，握住我的手。“能夠找到你我真幸運。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讓我們永遠別提這個了，好嗎？”
“好的。”
我親親她的臉頰，駛離路邊。我邊開車邊尋思自己何以與眾不同。也許那是因為我在男人堆中長大，在我成長的時候，身旁沒有女人，從未切身體會到阿富汗社會有時對待女人的雙重標準。也許那是因為爸爸，他是非同尋常的阿富汗父親，依照自己規則生活的自由人士，他總是先看社會規範是否入情入理，才決定遵從還是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