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裏德警告過我。他警告過，可是，到頭來，他不過是白費唇舌。
我們沿著彈坑密布的道路，從賈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駛向喀布爾。我上一次踏上這條征途，是在蓋著帆布的卡車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點被那個嗑了毒品的、唱著歌曲的俄國兵射殺——那晚爸爸真讓我抓狂，我嚇壞了，而最終為他感到驕傲。喀布爾到賈拉拉巴特的車程非常崎嶇，道路在山岩之間逶迤顛簸，足以震得人們的骨頭哢哢響。如今沿途景象荒涼，正是兩次戰爭遺下的殘跡。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場戰爭的一部分。路邊散落的東西無情地提醒著它的存在：焚毀的舊俄軍坦克殘骸、鏽蝕的傾覆的軍車，還有一輛陷在山腳被撞得粉碎的俄軍吉普。至於第二次戰爭，我曾在電視上見過，現在正透過法裏德的眼睛審視著它。
法裏德駕輕就熟地避開那條破路上的坑洞。他顯然是個性情中人。自從我們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後，他的話多起來了。他讓我坐在副駕駛的位置，說話的時候看著我。他甚至還微笑了一兩次。他用那隻殘廢的手熟練地把著方向盤，指著路邊座座泥屋組成的村落，說多年以前，他就認得那裏的村民，他們中多數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難民營。“而有時候死掉的那些更幸運一些。”他說。
他指著一座遭受祝融之災的小村落，現在它隻是一些黑色的牆壁，沒有屋頂。我看見有條狗睡在那些牆壁之下。“我在這裏有過一個朋友，”法裏德說，“他修理自行車的手藝很棒，手鼓也彈得不錯。塔利班殺了他全家，放火燒掉這座村子。”
我們駛過焚毀的村子，那條狗一動不動。
曾幾何時，賈拉拉巴特到喀布爾隻要兩個小時的車程，也許多一些。法裏德和我開了四個小時才抵達喀布爾。而當我們到達……我們剛駛過瑪希帕水庫的時候，法裏德便警告我。
“喀布爾不是你記憶中那樣了。”他說。
“我聽說過。”
法裏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說聽見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對的。因為當我們最終駛進喀布爾，我敢肯定，絕對肯定，他一定開錯路了。法裏德肯定見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許在累次載人進出喀布爾之後，他對這種久違了喀布爾的人臉上出現的神情早已習以為常。
他拍拍我的肩頭，“歡迎你回來。”他憂鬱地說。
廢墟和乞丐，觸目皆是這種景象。我記得從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總是額外帶著一把阿富汗尼硬幣，分發給他們；我從不曾見過他拒絕乞討的人。可是如今，街頭巷尾都能見到他們，身披破麻布，伸出髒兮兮的手，乞討一個銅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數是兒童，瘦小，臉色冷漠，有些不超過五六歲。婦女裹著長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溝邊，膝蓋上是她們的兒子，一遍遍念著：“行行好，行行好！”還有別的，某種我一開始沒有注意到的事情：幾乎見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們身邊——戰爭把父親變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們開在一條朝西通往卡德察區的街道上，我記得在1970年代，這可是主要的商業街：雅德梅灣。幹涸的喀布爾河就在我們北邊。那邊的山麓之上，聳立著殘破的舊城牆。它東邊緊鄰的巴拉·希薩堡壘——1992年軍閥多斯敦[1]Abdul Rashid Dostum（1954～），北方聯盟領導人之一。[1]一度占領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達瓦紮山脈上。1992年到1996年間，人民聖戰者組織的火箭如雨點般從那座山脈射出來，落進喀布爾城裏，造成如今擺在我眼前的浩劫。雪達瓦紮山脈朝西逶迤而去。我記得，“午炮”也是從這些山巒中發出來的，它每天響起，宣告中午來臨；在齋月期間，它也是一聲信號，意味著白天的禁食可以結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聽見午炮的轟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