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說，“讓我們給他一點顏色瞧瞧，教訓他一下，好吧？”我俯視著他，他眼裏那種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經不見了。他的眼光在我們的風箏和那隻綠色風箏之間來回轉動，臉色有一點點發紅，眼睛驟然機警起來。蘇醒了。複活了。我在尋思，我什麼時候忘了？不管怎麼說，他仍隻是一個孩子。
綠色風箏采取行動了。“我們等等，”我說，“我們會讓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兩次，慢慢朝我們挪過來。“來啊，過來啊。”我說。
綠風箏已經更近了，在我們稍高的地方拉升，對我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看，索拉博，我會讓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歡的招數，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索拉博挨著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著。卷軸在他手中滾動，他傷痕累累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間，拿著卷軸的是一個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長滿老繭的手。我聽見某個地方傳來牛的哞哞叫，而我抬頭，公園閃閃發光，鋪滿的雪多麼新鮮，白得多麼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無聲地灑落在白色的枝頭上，現在我聞到了蕪青拌飯的香味，還有桑椹幹、酸橙子、鋸屑和胡桃的氣味。一陣雪花飛舞的寂靜蓋住了所有聲音。然後，遠遠地，有個聲音穿透這片死寂，呼喊我們回家，是那個拖著右腿的男人的聲音。
綠風箏現在就在我們正上方翱翔。“我們現在隨時可以把它幹掉了。”我說，眼睛在索拉博和我們的風箏間飛快地轉著。
綠風箏搖搖晃晃，定住位，接著向下衝。“他玩完了！”我說。
這麼多年之後，我無懈可擊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我鬆開手，猛拉著線，往下避開那隻綠風箏。我側過手臂，一陣急遽的抖動之後，我們的風箏逆時針劃出一個半圓。我突然占據了上麵的位置。綠色風箏現在驚惶失措，慌亂地向上攀升。但它已經太遲了，我已經使出哈桑的絕技。我猛拉著線，我們的風箏直墜而下。我幾乎能聽見我們的線割斷他的線，幾乎能聽見那一聲斷裂。
然後，就那樣，綠風箏失去控製，搖搖晃晃地摔下來。
我們身後的人們歡呼叫好，爆發出陣陣口哨聲和掌聲。我喘著氣。上一次感到這麼激動，是在1975年那個冬日，就在我剛剛割斷最後一隻風箏之後，當時我看見爸爸在我們的屋頂上，鼓著掌，容光煥發。
我俯視索拉博，他嘴角的一邊微微翹起。
微笑。
斜斜的。
幾乎看不見。
但就在那兒。
在我們後麵，孩子們在飛奔，追風箏的人不斷尖叫，亂成一團，追逐那隻在樹頂高高之上飄搖的斷線風箏。我眨眼，微笑不見了。但它在那兒出現過，我看見了。
“你想要我追那隻風箏給你嗎？”
他的喉結吞咽著上下蠕動。風掠起他的頭發。我想我看到他點頭。
“為你，千千萬萬遍。”我聽見自己說。
然後我轉過身，我追。
它隻是一個微笑，沒有別的了。它沒有讓所有事情恢複正常。它沒有讓任何事情恢複正常。隻是一個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樹林中的一片葉子，在驚鳥的飛起中晃動著。
但我會迎接它，張開雙臂。因為每逢春天到來，它總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許我剛剛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一個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風拂過我的臉龐，我唇上掛著一個像潘傑希爾峽穀那樣大大的微笑。
我追。返鄉手記
阿米爾將會第一個告訴讀者他既不是最高尚的人，也不是最勇敢的人。但三年前，他做了一件既高尚又勇敢的事情。
他回到當時仍由塔利班管製的阿富汗，去償還一筆未了的債務。離鄉背井二十年之後，他舊地重遊，隻為補救童年犯下的過錯。他回去拯救一個素昧平生的孩子，也為了讓自己脫離負疚的苦海。這段旅途幾乎要了他的命。實際上，派他去的人正是我。這是簡單的事情。畢竟，阿米爾是我創造的，他是我的小說《追風箏的人》的主角。
然後，2003年3月，在這本小說校對完畢、已然付梓之際，我發現自己跟隨筆下主角的腳步，坐在阿裏亞納航空公司一架飛往喀布爾的波音727飛機的窗邊。跟阿米爾一樣，我去國已久，實際上離開了將近二十七年；當初離開阿富汗，我十一歲，是個身材瘦弱的七年級學生。如今重歸故土的我已三十八歲，是定居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醫生，是一名作家，是一名丈夫，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我凝望著窗外，等待飛機刺穿雲層，等待喀布爾在我下方出現。喀布爾出現了，我想起了《追風箏的人》中的幾句文字，突然對阿米爾的想法感同身受：我突然感到和這片故土血脈相連。這讓我大吃一驚。因為我曾以為我早已將這片土地遺忘。但我沒忘。也許阿富汗也沒有忘記我。文學創作有一條成規，就是你得寫你親身經曆過的事情。我卻將要親身經曆我業已寫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