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蓮答“北京醫院”是顧名思義；警察看了李雪蓮一眼，接著往下盤問；李雪蓮鬆了一口氣，知道北京確實有家“北京醫院”。警察又問：
“你的病曆呢？”
李雪蓮一愣：
“病曆，啥病曆？”
警察有些不耐煩：
“你去醫院看病，過去的病曆呢？”
李雪蓮靈機一動：
“我這是第三回去北京看病呀，過去的病曆，都落在北京醫院了。”
警察看李雪蓮半天，不再糾纏“病曆”的事，又問：
“你的證明呢？”
李雪蓮：
“證明？啥證明？”
警察又開始不耐煩：
“你咋啥也不懂？現在是‘人大’期間，凡是去北京的，都得有縣以上政府開的介紹信；不然你說你去北京看病，誰給你證明呀？”
李雪蓮傻了，她確實不知道“人大”召開期間，去北京要開介紹信，而且是縣政府的介紹信；就是知道，她去縣政府開介紹信，縣政府也不會給她開；便說：
“不知道要開‘人大’，把這事忘了。”
警察終於抓住了李雪蓮的漏洞，鬆了一口氣：
“那不行，沒有證明，你不能去北京。”
李雪蓮：
“耽誤我看病咋辦？”
警察：
“‘人大’開會，也就半個月。半個月後，你再去北京。現在下車。”
李雪蓮的強勁上來了，坐在那裏不動：
“我不下車。”
警察：
“別人都下，你為什麼不下？”
李雪蓮：
“我子宮都垂到外邊了，耽誤不起。”
警察臉上的肌肉又抖了一下，接著喝道：
“兩回事啊，別胡攪蠻纏，也就半個月。”
李雪蓮站起來：
“要我下車也行，你得負責任。”
警察一愣：
“我負什麼責任？”
李雪蓮：
“其實北京我也不想去，錢花光了，病也不見好，早不想活了。你要讓我下車，我不等半個月，我下車找棵樹就上吊。”
警察愣在那裏。李雪蓮盯住警察胸前的警號牌：
“我記住了你的警號，我會在遺書上，寫上是你逼的。”
警察更愣了，嘴張著，半天合不攏。待合攏，朝窗外啐了一口唾沫，嘟囔一句：
“你這娘兒們，倒難纏了。”
又搖頭：
“刁民，全是刁民。”
皺了皺眉，越過李雪蓮，開始盤問下一排座位上的乘客。
夜色中，李雪蓮往窗外舒了一口氣。
十三
李雪蓮頭一回進北京，到了北京，有些暈頭轉向。她首先覺得北京大，比村裏、鎮上、縣城和市裏都大，大得漫無邊際。坐在公交車上，走走是高樓大廈，走走又是高樓大廈；走走是立交橋，走走又是立交橋。另外她在北京轉了向。李雪蓮從小學課本上就學到，天安門在長安街的北邊，當她坐著公交車從天安門廣場穿過時，卻發現天安門在長安街的南邊；用村裏的方位校正半天，還是沒有矯正過來；看來在北京期間，就要以南為北，以東為西了。比這更要命的是，李雪蓮來北京是為了告狀，待到了北京，卻不知道該到哪裏告狀，該向誰告狀；這些該去告狀的地方在哪裏，能夠接受她告狀的人，又住在哪裏。幸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了，李雪蓮知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而人民大會堂，就在天安門的西側；當然，在李雪蓮看來，是在東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地方，一定是有頭有臉的人去的地方，而且不是一般的有頭有臉；李雪蓮靈機一動，決定在北京待下之後，趁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到天安門廣場去靜坐；一靜坐，說不定就能引起在大會堂裏開會的有頭有臉人的注意。
為了在北京待下來，為了安置自己，李雪蓮投奔了一個中學同學。這個中學同學叫趙敬禮，當年在班上，與李雪蓮坐前後桌，坐了六年。趙敬禮長顆大頭；大頭正頭頂，又凹進去一坑，成了葫蘆形。“趙敬禮”是趙敬禮的大名，但班上無人喊他“趙敬禮”，都喊他“趙大頭”。久而久之，喊“趙大頭”有人答應，冷不丁有人喊“趙敬禮”，趙敬禮自個兒，都不知道在喊誰。初中三年，兩人沒說過話；從高中一年級起，李雪蓮知道趙大頭對她有意思。趙大頭從小沒有娘，他爹是鎮上一個裁縫；趙大頭有三個弟弟；一個爹，整天踏一台縫紉機，養活趙大頭哥兒四個，家裏並不寬裕；但從高中一年級起，趙大頭三天兩頭給李雪蓮帶“大白兔”奶糖，從課桌後悄悄遞過來。也不知他的錢從哪裏來的。“大白兔”糖送了兩年多，也不見趙大頭有什麼表示。還是高中快畢業了，一天在上晚自習，李雪蓮出教室解手，從廁所回來，趙大頭在教室門口候著。看看左右無人，趙大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