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哈佛大學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一套中國帝國時期的曆史時，我找到了與我同輩的三位曆史學者，他們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會關係和物質文化方麵的興趣。我們並非用同一種語調或同一種國家視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國人，兩位是美國人，我是加拿大人）來論述問題，但我們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識的土地上。我並未做多少導引，主要是請他們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這樣他們的描述才能夠與時俱進，跟上現在的知識腳步。我可不想我們隻是在重複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請他們仔細考慮在他們所寫的那個時代生活到底意味著什麼，並從這個角度來進行寫作。我希望他們抱著生命經驗之複雜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曆史事件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它該發生”那一套統一的、早已建構出的曆史敘述中。他們應該從自己所寫時代的內部而非外部來呈現那些歲月，但同時，他們的寫作也需要囊括該時期內中國所征服的地區，這就要求他們不僅從內部來觀察，還要具備全局眼光，使影響該地區曆史進程的非漢人形象更加具體。這套書仍保留的一個傳統是按照朝代來劃分中國曆史。之所以這麼做，部分是因為朝代變更往往意味著正式統治者的改變，由此人民的生活組織方式也改變了；更重要的是因為朝代的確提供了時間定位，方便人們明白自己在曆史的何處徜徉。所以，讀者會在這一套書中見證朝代興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個時代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書中那樣隻看到皇帝和大將軍們的傳奇故事。
我所寫的元明卷與其他幾卷有一個顯著不同，這種不同是在整個係列的編纂後期才逐漸顯露出來的，所以該特征在其他幾卷中並沒有出現。正如我提到的，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待曆史，這麼做最開始是為了滿足我對自身的要求——我認為我們應該好好利用環境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而這些成果正不斷湧現。然而，我逐漸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元明四個世紀的曆史中，對民眾生活經曆和政治時運產生影響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氣候變化。氣候雖不能回答曆史提出的所有問題，但我發現要回答元明時期的許多曆史問題就不得不把兩個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整個世界的寒冷和幹燥程度——考慮進來。元明卷並非完全在論述中國自中世紀暖期到小冰河時代的環境曆史，但它的確是在將氣候變化影響納入考慮的框架內對曆史進行闡釋的。
現在，我邀請你們走進這個中國曆史的房間，而四位學者正站在外頭觀察它。我希望你會同意，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你會錯過但值得留心的東西。我還希望我們發現的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能夠激勵中國讀者用自身的內部觀察視角來檢視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當哈佛大學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一套中國帝國時期的曆史時，我找到了與我同輩的三位曆史學者，他們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會關係和物質文化方麵的興趣。我們並非用同一種語調或同一種國家視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國人，兩位是美國人，我是加拿大人）來論述問題，但我們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識的土地上。我並未做多少導引，主要是請他們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這樣他們的描述才能夠與時俱進，跟上現在的知識腳步。我可不想我們隻是在重複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請他們仔細考慮在他們所寫的那個時代生活到底意味著什麼，並從這個角度來進行寫作。我希望他們抱著生命經驗之複雜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曆史事件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它該發生”那一套統一的、早已建構出的曆史敘述中。他們應該從自己所寫時代的內部而非外部來呈現那些歲月，但同時，他們的寫作也需要囊括該時期內中國所征服的地區，這就要求他們不僅從內部來觀察，還要具備全局眼光，使影響該地區曆史進程的非漢人形象更加具體。這套書仍保留的一個傳統是按照朝代來劃分中國曆史。之所以這麼做，部分是因為朝代變更往往意味著正式統治者的改變，由此人民的生活組織方式也改變了；更重要的是因為朝代的確提供了時間定位，方便人們明白自己在曆史的何處徜徉。所以，讀者會在這一套書中見證朝代興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個時代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書中那樣隻看到皇帝和大將軍們的傳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