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鹹平：我們不一樣，我們目前有一個很大的誤區，舉個例子，很多人認為取消戶籍製度之後，農村很多所謂低層次的人就會搬到城市裏麵了，然後給城市造成很大的負擔。這是胡扯的，我們就以實際數據來看，比如浙江的湖州，從2001年3月份放寬城市戶口遷移政策之後，短短兩個多月有7867人辦理了進城手續，但是屬於“親友投靠”的為6719人，占總數的85.7%。從這點看，中國家庭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人是投靠親屬，而不是單獨一個人進來的。而且7歲到16歲的學齡兒童超過70%以上，這些孩子是為了進入大城市念書的，他們才是主體。
李銀：這就是為什麼說中國的城鄉一體化還不成熟，因為很多人還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他們得不到應有的對待。所以今天不是我們要不要城鎮化的問題了，我想請問你，人家為什麼把小孩送到大城市來呢？因為農村根本就沒有這種配套設施，連讓小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都做不到，農村做不到，一般小城鎮做不到，隻有大城市才做得到，這才是大家想搬進來的緣故。在這樣一種狀況下，你怎麼做城鎮化？你必須大城市化，因為隻有大城市才能提供這麼好的配套，這是目前的一個現狀。另外一個，譬如說我們剛才講“逆城市化”發展之後，很多人認為幹脆就像你所講的，搞城鎮化算了。
王牧笛：包括當年的鄉鎮企業，所謂“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
郎鹹平：對，那個鄉鎮企業也算一種。幹脆你在上海四周搞個小衛星城，讓農民就來這邊算了，這是胡說八道的事。你曉得為什麼嗎？我們看看發達國家，它們都是按照人口的自然流動的規律來發展城市的，我這裏有個數據，巴黎隻占2%的國土麵積，卻產生28%的國內生產總值；德國漢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每平方公裏國內生產總值分別是德國東北部落後地區的2倍和100倍，但是這兩個地區的福利是一樣的。就是說，你住在漢堡也好，住在東北部也好，福利是一樣的，整個配套也是一樣的。像美國那種土地肥沃而廣闊的國家，一共有51個州，但一半以上人口集中在5個州，80%的美國人居住密度區的麵積從1900年占國土麵積的25%，降到如今的17%。日本的東京呢，居住人口占全國的41%，國內生產總值占18%。韓國首爾呢，人口占全國25%，國內生產總值占24%。那麼中國呢，上海的國內生產總值也不過占4.4%。我們和這些國家相比差得太多了。那我請問你，這些先進國家為什麼發展大城市呢？因為根據人口自然流動的規律，他們必須要流向大城市的，因為附加城鎮的配套是不夠的，這也是小孩子希望到大城市讀書的原因。
王牧笛：對，其實“城市化”有兩種，一種是高質化的城市化，一種是低質化的城市化。如果很多配套跟不上的話，其實就叫低質化。前不久媒體探討的一個概念叫“拉美化”之憂，比如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可能就會有一個十字路口，或者走向一個快速的、更加完善的現代化，或者是走向“拉美化”，比如拉美的貧民窟、高發的犯罪。
郎鹹平：咱先不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你知道我們為什麼還沒有貧民窟嗎？就是因為家庭的力量，你碰到困難的時候，由家庭幫助你。但是我跟你講，如果持續這麼走下去的話，我們就很可能走上與加爾各答、印度一樣的路。
李銀：這點我很同意，對於中國人來講，親友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逆城市化”下最受傷的人
如果真的是因為城市有太多問題，導致人們不得不“逆城市化”，那是被動選擇，不是主動選擇。如果說人都離開了，城市的凝聚力體現不出來，人才效應體現不出來，誰來搞建設呢？真到那個時候，最受傷的不是農民工，而是被城市化綁架的中產階級。
郎鹹平：你曉得拉美化是什麼問題嗎？就是城市工業化一開始就變成城市，房地產在拉動城市，回頭再來哺育工業化之後，你發現就像我前麵講的，第一，根本沒有做到芝加哥的多元化；第二，真正跟老百姓相關的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包括我剛才講的治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