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種情況我曾深深一歎：“文脈既隱，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充鵬。”
照理，文物專家不懂文脈，億萬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但現在，現代傳媒的滲透力度，拍賣資金的強烈誤導，使很多人難以抵拒地接受了這種空前的“文化改寫”，結果實在有點恐怖。
有人說，對文學，應讓人們自由取用，不要劃分高低。這是典型的“文學民粹主義”，似是而非。就個人而言，不經過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觀天，恰恰違背了“自由”的本義；就整體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那就會失去民族的大道、人類的尊嚴，一切都將在眾聲喧嘩中不可收拾。
如果不分高低，隻讓每個時間和空間的民眾自由取用、集體“海選”，那麼，中國文學，能選得到那位流浪草澤、即將投水的屈原嗎？能選得到那位受過酷刑、恥而握筆的司馬遷嗎？能選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艱苦躬耕的陶淵明嗎？他們後來為民眾知道，並非民眾自己的行為。而且，知道了，也並不能體會他們的內涵。因此我敢斷言，任何民粹主義的自由海選，即便再有人數、再有資金，也與優秀文學基本無關。
這不是文學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
我主張，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領域，應該重啟文脈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坐標，重建普世範本。為此，應努力撥去浮華熱鬧，遠離滔滔口水，進入深度探討。選擇自可不同，目標卻是同歸，那就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高牆巨磚，尋獲大柱石礎，讓出疏朗空間，洗淨眾人耳目，呼喚亙古偉步，期待天才再臨。由此，中華文化的複興，才有可能。
二
文脈的原始材料，是文字。
漢字大約起源於五千多年前。較係統的運用，大約在四千年前。不斷出現的考古成果既證明著這個年份，又質疑著這個年份。據我比較保守的估計，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驚人發現。
漢字產生之後，經由“象形——表意——形聲”這幾個階段，開始用最簡單的方法記載曆史，例如王朝譜牒。應該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當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還構不成文學意義上的“文脈之始”。文學，必須由“意指”走向“意味”。這與現代西方美學家所說的“有意味的形式”，有點關係。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構成完整的審美。這種完整，隻有後來的《詩經》，才能充分滿足。《詩經》產生的時間，大概離現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
然而，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雖然在文句上還沒有構成“文脈之始”，但在書法上卻已構成了。如果我們把“文脈”擴大到書法，那麼，它就以“形式領先”的方式開始於商代，比《詩經》早，卻又有所交錯。正因為此，我很喜歡去河南安陽，長久地看著甲骨文和青銅器發呆。甲骨文多半被讀解了，但我總覺得那裏還埋藏著孕育中國文脈的神秘因子。一個橫貫幾千年的文化行程將要在那裏啟航，而直到今天，那個老碼頭還是平靜得寂然無聲。
終於聽到聲音了，那是《詩經》。
《詩經》使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稻麥香和蟲鳥聲。這種香氣和聲音，將散布久遠，至今還聞到、聽到。
十餘年前在巴格達的巴比倫遺址，我讀到了從楔形文字破譯的古代詩歌。那些詩歌是悲哀的，慌張的，絕望的，好像強敵剛剛離去，很快就會回來。因此，歌唱者隻能抬頭盼望神祇，苦苦哀求。這種神情，與那片土地有關。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橫掃，人們除了奔逃還是奔逃，因此詩句中有一些生命邊緣的吟詠，彌足珍貴。但是，那些吟詠過於匆忙和粗糙，尚未進入成熟的文學形態，又因為楔形文字的很早中斷，沒有構成下傳之脈。
同樣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沒見過古代留下的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盧克索太陽神廟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譯，卻並無文學意義。過於封閉、過於保守的一個個王朝，曾經留下了帝脈，而不是文脈。即便有氣脈，也不是詩脈。
印度在古代是有燦爛的文學、詩歌、梵劇、理論，但大多是圍繞著“大梵天”的超驗世界。同樣是農耕文明，卻缺少土地的氣息和世俗的表情。
《詩經》的吟唱者們當然不知道有這種對比，但我們一對比，它也就找到了自己。其實，它找到的，也是後代的中國。
《詩經》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騷，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愛情。這種愛情那麼“無邪”，既大膽又羞怯，既溫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風尚。
在藝術上，那些充滿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來，成了中國文學起跑點的磚砌路基。那些疊章反複，讓人立即想到，這不僅僅是文學，還是音樂，還是舞蹈。一切動作感漲滿其間，卻又毫不魯莽，優雅地引發鄉間村樂，詠之於江邊白露，舞之於月下喬木。終於由時間定格，凝為經典。
沒有巴比倫的殘忍，沒有盧克索的神威，沒有恒河畔的玄幻。《詩經》展示了黃河流域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製的譴責和愉悅。
但是，寫到這裏必須趕快說明，在《詩經》的這種平實風格後麵，又有著一係列宏大的傳說背景。傳說分兩種：第一種是“祖王傳說”，有關黃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種是“神話傳說”，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
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念，傳說和神話雖然虛無縹緲，卻對一個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為一種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這在中華民族身上尤其明顯，誰都知道，有關黃帝、炎帝、蚩尤的傳說，決定了我們的身份；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的傳說，則決定了我們的氣質。這兩種傳說，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後一種神話傳說，因為它們為一個龐大的人種提供了鴻蒙的詩意。即便是離得最近的《詩經》，也在平實的麥香氣中熔鑄著偉大和奇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