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認，我要講述的是一個傳奇故事。在我寫過的所有小說中，沒有比這一部更傳奇的了。那些曾經喜歡過我小說的讀者不必感到意外，這同樣是篇不錯的小說。我所有小說都遵守一個原則：我寫的是真事。
確實有謝讓、謝天、謝地這些人，但我沒有坦白相告他們住址的義務。他們讓我轉告將要看到這篇傳奇的讀者，他們不願意被人打擾。我能告訴你們的是，他們現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
好了，開始吧。
故事發生在1935年的北平。這是一個讓人心裏很不是滋味的年頭。6月，何應欽與侵占華北的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談判，簽訂《何梅協定》，北平除了西南盧溝橋尚在國軍手裏，最近的日軍已經駐紮在了豐台。我們知道，豐台現在已經是市區了。想想吧，1935年的時候，這裏駐的是日軍，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在那一年，許多日本浪人湧進北平。他們開辦了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商鋪，合法的如洋布行，非法的如鴉片館。鴉片館將在這個傳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現在不提。
且說在這一年的春天，帽兒胡同的四合院裏來了一位18歲的姑娘。她告訴人們，她叫周櫻，協和醫院的護士，是來租房的。她還告訴人們，她父母本來是南京金陵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半個月前，接到北平協和醫院的聘書。父母在金陵大學將近二十年了，想換換環境，於是就來了。但不幸的是，到天津的時候，父母染上風寒，雙雙不治而亡。她本來應該回到南京，她對那裏很熟悉。但就是因為太熟悉了，她反而不敢回去了。南京的每個角落裏都留有父母的足跡和氣味。她說這話時，明亮的眼睛裏已經有淚珠在滾動了。謝太太一邊用手帕擦著淚水，一邊朝著這個姑娘擺手：“別說了，別說了……”她是一個有著菩薩心腸的女人，聽不得看不得世上悲慘的事情。她讓姑娘住在她家的兩間空房裏，一個月應該收兩塊大洋的租金，但她隻向這個姑娘要兩個月一塊大洋的租金，並且送給她很多家具和生活用品。姑娘並不知道北平的房租，當她第二天知道後，堅決要求還是按照市價來付房租。姑娘還說，父母都是大學教授，她並不缺錢。謝太太說，她也不缺錢，兩個月一塊大洋隻是象征性的，本來就不應該要她的錢。“人都有落難的時候，這個時候最需要大家幫助，我怎麼能再要你錢呢？”一個堅持要給，一個堅決不收那麼多。姑娘實在沒有辦法了，說：“謝謝你，我感謝你的好意，但你如果再不收，我就搬走了……”
這是一個星期天，謝太太的大兒子謝天正坐在一邊看書，他燕京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報館當編輯、記者，一有空就抱著書看。他抬頭對她倆說：“你們兩個別爭了，這樣吧，大家都各讓一步，一個月一塊大洋，行不行？”姑娘想了一會兒，隻得無奈地點了點頭。謝太太自然不願意姑娘搬走，也同意了。
謝太太確實不缺錢。她丈夫是北平的一個警察局長，名字叫謝讓，他有兩個兒子。因為謝家有好幾輩都是單傳，生了第一個兒子，他喜極而泣，給他起名謝天。第二年，老婆又懷上了，再次給他生了一個兒子，鴻運高照，他激動得跑到祖墳好好地哭了一場，取名謝地。合在一起就是謝天謝地。謝地正在燕京大學讀書。謝讓成熟、穩重，最讓他不放心的是謝地，正是青春發育的年齡，精力好得嗷嗷叫，動不動就給他惹事。而在北平，這年月，是最不能惹事的。
謝讓正在為北平城裏的日本浪人發愁。《何梅協定》簽訂以後，北平就沒有安靜過，隔三差五，青年學生就要到街上散發傳單和標語，或者舉行遊行，一是抵製日貨，二是呼籲政府抗日。謝讓當然和這些青年學生是心心相印的，從東北到華北，日本人一步一步地占領著中國的土地。每個人心裏都清楚，日本人遲早要蠶食掉整個中國。他甚至巴不得老天爺發怒，來場地震，把那個小小的島國震到大海裏，整個世界都清淨了。和青年學生不一樣的是，他是警察局長，堅信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是賣國的，都要保護自己的國家。國之不存，家之焉在？問題是，中國太弱，要“忍辱負重”。蔣委員長說，和平不到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他相信委員長不是說著玩的。他是警察局長，消息自然是靈通的。比如他就聽說過，委員長正在秘密裝備、訓練四十個德械師，準備將來收複東北，還在華東修建永久戰備工程。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中日一戰作準備。這個時間當然拖得愈久愈好。這幫學生總會壞事。他一再告誡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兒子，不要跟著別人瞎跑，上街不是愛國，是誤國，讀好書是你們學生最大的愛國舉動。兒子自然聽不進他的話，雖然沒有當場反駁，但那眉頭皺得很難看。
警察局長陷入兩難之中。政府要求他壓製學生的抗日熱情，以免被日本人抓到口實，日本人也在向他施壓要求懲辦抗日積極分子。北平駐有日本的特務機關，給警察局長打交道的是一個叫櫻井兆太郎的課長。一個小小的課長，威風比北平市長還大。他的消息比警察局更靈，過幾天就會送來一個名單，讓警察局長去抓人。謝讓問他們，這些人犯什麼法了？這個家夥就像背書一樣指著一個個人名告訴他，某日某時在某某地方發表了什麼言論，或者做了什麼破壞“中日親善”的事情。謝讓隻得讓自己的手下穿上便裝，偷偷地找到名單上的那些人，動靜鬧得大的，不抓不足以向日本人交待的，他讓警察給他們幾塊大洋，讓他們趕緊離開北平避避風頭。日本人再來問時，他雙手一攤，說找不到了。那個櫻井課長倒也沒什麼辦法。
這一次就不同了，他謝讓必須得去找櫻井課長交涉了。
事情是這樣的：北平有個破落的八旗子弟，家裏沒什麼財物，卻染上抽大煙的惡習。毒癮犯了，就搖搖晃晃地上街找鴉片館。他平常是不敢上日本人開的鴉片館，但這次不同，毒癮來勢凶猛，鼻涕眼淚一大把，他用袖子去擦，塗了一臉。這樣的人，放在其他鴉片館，看門的就不會讓他進去的。但日本人卻不這樣想，任何人進他們的鴉片館都不攔，你敢進來，就隻有乖乖掏錢的份。他們從來不相信，身上沒錢的人敢上他們的館子。這個人進去抽飽了大煙，蒼白的臉上有了紅潤，精神也來了。日本人過來給他要錢，他耍起無賴，頭抬得直直的：“沒錢。”日本人一巴掌拍在他仰得直直的腦袋上，吼他：“你再說一句沒錢？”鮮血從鼻孔裏流出來，他用袖子擦一下，臉上鼻涕和鮮血混在一起，像唱戲裏的小醜，他重新把頭抬得直直的，瞪著日本人，聲音響亮地說：“沒錢就是沒錢，要錢沒有，要命一條。”這些破落的八旗子弟北平還有不少，啥本事也沒有，就會吃喝玩樂耍無賴。在中國人那裏，倒也沒什麼事，多說挨頓揍，也不會往死裏揍的，揍死人是要吃官司的，犯不著為這些混混去吃官司。他們就這樣在北平混吃混喝一年又一年。他沒想到，日本人不是中國人，日本人不怕吃中國的官司。他話音剛落，木棍拳頭都上來了。人被打倒在地，哭叫著求饒時已經晚了，日本人存心打死他。他確實被打死了。死掉了如果偷偷地處理掉，隻要沒人追究，警察局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總而言之，日本人得罪不起。一點芝麻樣的小事，這些日本雜種都能弄成國與國之間的糾紛，就要大做文章，就要讓軍隊開槍放炮，欺負到頭上來啦。忍辱負重吧。但這一次不一樣了，日本人何止是欺負到頭上了，是到頭上拉屎來了：他們把打死的那個中國人扔到了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就這麼幹了！
警察局長帶著五個手下去了鴉片館。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情，他有理，他可以把這些日本浪人捉拿歸案。他都忘了，日本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是不和他講理的。他本來帶了手槍，但他想了想，還是把槍取下來放在了警察局。那五個警察也是徒手的。他都這樣了，日本人總不會不給他麵子吧。誰知到了鴉片館，他剛一開口，就被日本浪人揮舞著木棍和武士刀趕了出去。謝讓和五個手下狼狽地站在大街上，眼前無數金星閃爍，鴉片館的大門像頭張著嘴巴的怪獸朝他嘿嘿地笑著。在那一刻，他都有端挺機槍把北平城的日本人全部掃掉的想法了。想歸想，最終還得直麵慘淡的現實：如果要把凶手捉拿歸案，非得動槍不可——可誰又敢對日本人動槍呢？
回到警察局，罵了半天日本人的娘，最後還得硬著頭皮去找日本人。這次他是帶著副局長江一郎一起去找櫻井課長。櫻井的副官藤野嚴八郎把他們帶進去，櫻井坐在堂屋，陰沉著臉。旁邊放著兩個半人高的百子鬧春的地瓶，中堂掛著一副對聯：“琴有古聲清耳目，鶴緣仙骨近雲霄”，中間是清代畫家戴熙的《墨鬆圖》。這些應該都是文物，但不管是他買來的，還是偷來的，他謝讓都沒辦法。謝讓說了來意，櫻井的眼睛眯起來，皺著眉頭狠狠地盯著他，突然站起身來，抽出指揮刀。江一郎嚇得不由自主地後退一步。謝讓心頭一凜，這個日本人想幹什麼？下意識地摸了一下腰，腰裏沒掛手槍。
桌子上放著一個果盤，櫻井用指揮刀挑起一隻蘋果，遞到謝讓的鼻子下麵：“謝局長，請吃。”謝讓憤怒地瞪著櫻井，最初的慌亂過後，他決定不再示弱，哪怕今天死在這裏，也不能被日本人欺負了。他猛地張嘴咬住蘋果。在那一刻，警察局的副局長江一郎幾乎要淚流滿麵了，他是理解局長的，他能想象出局長會繼續忍辱負重地把蘋果咽進肚裏。他沒想到，局長咬著蘋果“呸”地吐在地上。藤野嚴八郎怒目而視，手按在了槍套上，吼道：“你的，中國人，大大的壞！”櫻井擺擺手，製止了他。他轉過身，瞪著地上的蘋果，好像不認識蘋果了一樣，看了半天，抬起頭瞪著謝讓，腦袋向前伸著，那張狠毒的臉逼得更近了：“我好心好意地請你吃蘋果，你卻把它吐在地上，這不是對我們大日本帝國的侮辱嗎？”強盜居然有理了。謝讓仍舊用憤怒的目光瞪著櫻井課長，說：“你用刺刀挑著蘋果讓我吃，即使低等動物也不會有這樣的待客之道，何況現在是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才是主人，你們是客人。要說侮辱，是誰在侮辱誰呢？”櫻井手裏的指揮刀抖了一下，厲聲問道：“你難道想出風頭當什麼民族英雄嗎？”謝讓說：“生為中國人，做民族英雄不是出什麼風頭，是做人的本分。相信閣下作為日本人，自然也有此心吧。”
櫻井課長哼了一聲，收回指揮刀，說：“你想怎麼辦？你說吧……你總是給我們找麻煩。”
這些狗一樣的日本人啊，顛倒黑白張嘴就來氣不發喘臉也不紅，臉皮之厚世界之最。
謝讓忍住氣，把事情經過講了一遍，要求賠償、懲辦殺人凶手。
藤野嚴八郎冷笑一聲，說：“那個中國人的命還沒有他吃的鴉片煙貴，談何賠償？至於懲辦殺人凶手，誰看見他是我們的人把他打死的？你有證人嗎？”
這個副官狗仗人勢，令人討厭。謝讓不理他，直直地瞪著櫻井。
櫻井坐在辦公桌前，臉繃得緊緊的，閉著眼睛，用手指敲著桌子，麵無表情地說，知道了，我們會調查的，如果真像你說的那樣，我們會嚴辦的……你要相信大日本帝國。
警察局長當然是不會相信大日本帝國的，但他隻能做到這一步了。果然，日本人沒有追究凶手任何責任，賠償五塊大洋了事。政府願意息事寧人，何況死的僅僅是一個抽大煙的中國人，如此而已。警察局長再次忍辱負重了，但北平的老百姓、青年學生不會忍辱負重的。謝天就質問父親，當一個中國警察不能保護同胞的安全，這是不是一種恥辱？究竟要忍受到什麼地步？父親還沒有學會如何和兒子對話，他粗暴地打斷兒子：“國家的事情，你操什麼心？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兒，就是愛國報國……”兒子說：“忍忍忍，當華北成了東北，平津成了沈陽，還忍不忍？”父親回答不上來，也沒有兒子的口才，在日本人那裏受夠了氣，回到家裏又要受兒子的氣，警察局長忍無可忍，霍地站起來，給了兒子一個響亮的耳光。
那天晚上，當協和醫院護士周櫻回到四合院時，與正要往外走的謝天撞在一起，嬌小的護士被撞得跌跌撞撞地要往後倒下去時，謝天忙放下捂著臉的手，拉住她。周櫻驚異地看著一臉憤怒的青年記者，問道：“你怎麼了？”謝天說：“日本人沒一個好東西，我當兵去！我要把在中國的日本人一個不留全殺光！”謝天說完就走了。他沒有看到，姑娘扶住門框，愣愣地看著他憤怒的背影慢慢消失，眼裏湧出大顆大顆的淚珠，在月光下，那些淚珠格外明亮……
謝天去駐紮在北平的二十九軍學生軍訓總隊報名參軍之前，做了一件震動整個北平的事情。他把警察局長與日本“菊”機關櫻井課長交涉經過寫成報道發表在了報紙上。當謝讓看到這篇報道時，他的腦袋嗡地響了，他本能地預感到，北平要出大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