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93年發表的文章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由於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或非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作出反應。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嚴肅的和信息靈通的人士認為蘇美之間的核戰爭實際上不可避免。但是這場核戰爭並未發生，因為人們意識到了它的可能性，並推動了武器控製和其他安排來確保它不發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歐洲和亞洲國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經在談論需要抑製文明的衝突和參與這樣的對話。我所主持的哈佛國際和亞洲研究會正在積極地提倡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將鼓勵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做同樣的事情。
塞繆爾·亨廷頓
1997年12月6日
我於1993年發表的文章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由於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或非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作出反應。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嚴肅的和信息靈通的人士認為蘇美之間的核戰爭實際上不可避免。但是這場核戰爭並未發生，因為人們意識到了它的可能性，並推動了武器控製和其他安排來確保它不發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歐洲和亞洲國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經在談論需要抑製文明的衝突和參與這樣的對話。我所主持的哈佛國際和亞洲研究會正在積極地提倡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將鼓勵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做同樣的事情。
塞繆爾·亨廷頓
1997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