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當然並不想讓出史書編纂的空間。但要在學術性史著的編寫方麵超越劍橋卻不容易，畢竟晚走了一步，做同類工作宛如東施效顰，費力不討好。牛津大學出版社為自己選擇了另一條路徑，即依托大學曆史學與史學關聯學科古典學、印度學、埃及學等學科的雄厚師資，陸續編寫大學教科書性質的各種史書與輔助教材，幾十年間已經蔚為大觀，選題涵蓋國別史、專史、地區史、斷代史。
由於牛津史書的讀者主要是大學本科生以及對曆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所以它們與學術性的劍橋史書不同，並不要求不厭其煩的考證說明、詳盡注釋，而把注意力集中於史書的可讀性與工具性能上，對內容整體的連貫性、史實陳述的準確與生動性、價值陳述的簡潔明了方麵，這套書具有自己的特點。同時牛津史書還附有教科書的各種要件，如年表、索引、延伸閱讀的詳細書目。
在大學教書的人都知道，雖然中外文教科書版本繁多，但出色的教科書在各個學科中都是鳳毛麟角。好教科書需要好作者，好作者需要比好專著的作者多一點條件，除了須是處在學科前列的研究專才之外，還應是熟諳學科知識構成、善於融會貫通學科內容並用語言加以適當描述的好教書匠。我們常在大學講堂裏看到，有些頗具學科造詣的學者專深有餘，廣博欠缺，文字平平，因而在課堂教學上較為尷尬，難以深入淺出、舉重若輕地向學生交代學科知識。這套牛津史書之所以值得譯介，主因在於編寫者都是歐美名校的資深教授，多數出自牛津大學，少數是外聘的學科帶頭人，在教學與科研領域都是國外學界的佼佼者。這就保證了本套書的編寫質量。僅舉《牛津古希臘史》的作者群體為例，三位主編與作者都是牛津大學古典學名師，世界著名古典學家，可謂著作等身。其中，約翰·博德曼教授85歲(至2012年，以次同)，長於希臘藝術史與希臘考古；英國科學院院士賈斯珀·格裏芬75歲，精於古典文學；奧斯溫·穆瑞亦75歲，在希臘政治史研究方麵成果卓著，並與中國世界古代史學界有著長期聯係，兩次到南開大學出席中國世界古代史年會並發表演講。受他們邀請的其他作者也不是等閑之輩，都是古典學界耳熟能詳的“大腕”。有這樣一些深沉老到、卓有建樹的學者執筆，牛津史書內涵的廣度與深度、史實陳述與價值陳述的圓熟與合理當毋庸置疑。
英文本的優質編寫隊伍與編寫質量為中文本的翻譯提出了挑戰。平心而論，這套書的翻譯難度並不亞於學術專著。沒有比較深厚的學科知識準備，沒有較長期的英文翻譯經驗以及對不同風格的英語表述的深刻理解，要想做到譯文的“信”與“達”是不可能的，“雅”就更無從談起了。所幸本套書請到了我國世界史教研領域學養深厚的部分學者為主譯，如北京大學的高毅、彭小瑜教授，南開大學的陳誌強教授。他們或親自動手，或指導自己的弟子，為本書的翻譯質量提供了較為可靠的保障。
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當然並不想讓出史書編纂的空間。但要在學術性史著的編寫方麵超越劍橋卻不容易，畢竟晚走了一步，做同類工作宛如東施效顰，費力不討好。牛津大學出版社為自己選擇了另一條路徑，即依托大學曆史學與史學關聯學科古典學、印度學、埃及學等學科的雄厚師資，陸續編寫大學教科書性質的各種史書與輔助教材，幾十年間已經蔚為大觀，選題涵蓋國別史、專史、地區史、斷代史。
由於牛津史書的讀者主要是大學本科生以及對曆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所以它們與學術性的劍橋史書不同，並不要求不厭其煩的考證說明、詳盡注釋，而把注意力集中於史書的可讀性與工具性能上，對內容整體的連貫性、史實陳述的準確與生動性、價值陳述的簡潔明了方麵，這套書具有自己的特點。同時牛津史書還附有教科書的各種要件，如年表、索引、延伸閱讀的詳細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