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1
1941年10月30日，寧波惠政巷九號，日本特務機關駐地
“……哈依！……哈依！”
特務機關長泉鐵翁大佐掛了電話後，開始發呆。
剛才是駐軍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將的參謀來的電話，說是駐軍幾千號人的吃飯挨不過一星期就將成為大問題。
“總不能由國內運米過來吧？”電話裏打著哈哈說，如果泉機關長想不出辦法來，野副少將自然有辦法解決，“現在無非是給你打個招呼而已，因為你畢竟是駐地的最高行政長官，你有責任協助解決駐軍的後勤保障問題，是吧？”
是啊，野副的確有辦法，——還不是所謂的“現地取給”？說得文一點，就是一個“征”字，說得白一點，就是一個“搶”字，其實，過程與結果都一樣。這野副雖調防駐甬才沒幾天，但泉鐵翁自然可以料到他部隊以前的糧食都是或征或搶來的，今天破例地預先打招呼，並非是對我泉鐵翁的尊重，而是別有深意在焉。
泉鐵翁，陸軍經理學校第3期 的畢業生。以資曆論，他與陸軍士官學校的21期相同，但現在，至少他的官銜沒法與陸士21期的比。
這得怪他的父親。
當時，年青的泉鐵翁一心想成為大日本帝國新世紀裏的山縣有朋、伊東佑亨、乃木希典或東鄉平八郎 ，故而想煞要進陸士，他還抱著陸士之後進陸大的理想呢。但他那做小買賣的町人 父親認為，帝國已經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宏大基業，台灣、琉球都成了日本的版圖，朝鮮、滿洲也成為大和的勢力範圍，因此，今後，仗，是不會大打了，而經濟建設將是天皇陛下的聖慮所係。他父親相當自信地作出了結論：“所以，還是學學經濟和商業吧，以後還能有助於家業的經營。”父子倆討價還價的結果，是一個折中方案：進軍校，父聽子的；學經濟，子從父的。於是泉鐵翁進了東京牛込區的“若鬆台”，學習財政審計、工事營房建築、衣糧軍需經管等等，畢業後成了軍隊裏經理部的文職幕僚，實際上做的也就是軍需後勤工作。
但顯然，泉父低估了帝國的雄心，而鐵翁則捧錯了飯碗。
支那事變 後，在皇軍的“不要兵站”之作戰傳統愈益發揚光大的情形下，泉鐵翁的專業已成屠龍之技。他悔得腸子都痙攣了，——這不是辜負了軍人最易建功立業的偉大時代麼？
但泉鐵翁無可奈何。他既沉默內向，又不善鑽營，隻得聽憑上司的安排，在經理部與特務部之間遊走。因此，當陸士同期及後期的朋友中已經有中將少將時，他按照“陸軍階級表”上的“晉級實役年限”規定，才一步步順著台階爬到中佐；當人家在江河南北殺東砍西時，他隻周旋於傀儡德王 的上下左右，做特務，當顧問，時不時地拉扯幾下大大小小木偶的線，僅此而已，連他自己都覺得悶氣甚至無聊。等他好不容易熬到大佐時，那陸士21期的壽其、那22期的野副，卻都已經是少將了，雖說泉鐵翁未必受這前後兩任最高駐軍司令官的節製，但官大一階壓死人，至少他們對他頤指氣使、呼來喚去的，他也隻能忍氣吞聲。
泉鐵翁從草高馬低、地廣人稀的蒙疆，來到山青水秀、地狹人稠的浙東，自然激起了他心底沉積已久的雄心。按他剛在惠政巷九號二樓朝南的大房間裏坐定時的理解，寧波特務機關長，就是日本帝國在支那浙東的“總督”，無論以所轄的土地麵積和人口數量，這職位相當於國內的縣知事，應該是錯不了的。既是守土牧民的封疆大吏，考慮問題的方式當然與隻會征伐殺戮的軍人有所不同。
比如——
今年五月，占領寧波才一個月，寧屬各縣便發生米荒，旅滬的甬籍富商秦潤卿、王伯元、虞順恩、徐懋棠等人組織了五百包大米以救濟桑梓，當時的駐軍第9旅團就想扣下充作軍糧，泉鐵翁力陳不可，費了不少唾沫，遭了許多惡語，這才讓壽其少將勉強放行。
泉鐵翁在審查《時事公報》的清樣稿時，特意吩咐他的書記官上田，一定要讓報紙在報道上加上“由皇軍軍艦免費運來”這樣意思的語句；在袁端甫們發放救濟米前，泉鐵翁則再三關照必須宣傳皇軍的“免費運輸、秋毫無犯”的恩典，他實在是恨不得把這五百包大米說成是天皇賜予的呢。不過，效果已經相當不錯了。袁端甫反映說，難民們對皇軍的恩情感激不盡呢！泉鐵翁知道，感激不盡雲雲倒未必，但能減少支那人的一些敵意則是肯定的。而且，他料想，在滬的慈善人士是以這五百包大米在投石問路呢，如果路通了，一定還有更多的救濟糧過來。這惠而不費的攻心術，這放長線釣大魚的耐心，豈是那幫武夫悍卒們所能預料和領悟的呢？
果然，才沒幾天，上海又運來一千包大米 。
這下，壽其死活不肯放手了。泉鐵翁隻得連蒙帶騙、賭誓罰願地說，這之後還有更多的米會來，下一批來一定全部奉作軍糧。總算是在壽其將信將疑之際、半信半疑之中，虎口奪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