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紅學著述中的寧波人與寧波事 三、在新舊紅學論戰中的寧波人
胡適的《紅樓夢》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紅樓夢考證》一書{6}。在這部傳世名著中，寧波人和事在其中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胡適是靠嚴峻批評《紅樓夢》研究中的“索隱派”起家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的第一部分，他就樹立三個批判索隱派的靶子：一是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二是蔡元培（孑民）的《石頭記索隱》{7}，三是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二筆》（即《燕下鄉脞錄》）{8}。這三個靶子中第一個似與寧波無關，第二、三個則都與寧波關係極大。
蔡元培（孑民）的《石頭記索隱》不但是蔡元培的最著名的紅學著作，而且此書是以寧波人提供的材料作為頂梁柱性的論證材料的。這部大作的第一段就明確寫道：“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的徐柳泉之說為最合。所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薑西溟是也。”{9}其後，蔡元培一一展開索求、闡證：“薛寶釵，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薛者，雪也。林和靖《詠梅》有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10}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妙玉，薑西溟也（從徐柳泉說）。薑為美女，以妙代之。詩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影英字也（第一回名石頭為赤霞宮神瑛侍者，神瑛殆即宸英之諧音）。”蔡元培在1922年1月13日寫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又反複以徐柳泉、陳康祺的記述為主要論據，反駁胡適、俞平伯等人對他的索隱法的嚴峻批評。
胡適與顧頡剛、俞平伯等討論半年（1921年4月—11月）之後，以其代表作《〈紅樓夢〉考證》向索隱派發起挑戰。於是引出了舊與新兩大紅學派的大論戰，胡適、俞平伯等“新紅學”“考證派”大師們與“舊紅學”“索隱派”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批評與反批評，大戰餘火迄今尚時有隱現。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中直率地批評說：“我總覺得蔡先生的心力都是白白地浪費了，因為我總覺得他這部書到底還隻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他舉了一個極有意趣的旁例：有人以杜甫的“無邊落木蕭蕭下”做燈謎，謎底是“日”字。{11}胡適說：除了製謎者之外，沒有一個人猜得出！胡適認為：這與蔡元培索隱的人物一樣，“都是同樣的笨謎”。胡適又引了另一個與寧波人有關的例子：“夏峰之學以陸象山（陸九淵）、陽明（王守仁）為宗。《石頭記》‘劉老老（姥姥）之女婿曰王狗兒，狗兒之父曰王成。其祖上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勢利，便連了宗’。”胡適就此指出：“其實《紅樓夢》裏的王家既不是專指王陽明的學派，此處似不應該忽然用王家代表王學，……孫奇逢（孫夏峰）想到王陽明學派，再從陽明學派想到王夫人，又從王家想到王狗兒的祖上，又從王狗兒轉到他的丈母劉老老（姥姥）——這個謎可不比那‘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謎更難猜嗎？”此例雖然有些滑稽，但是可謂寓莊於諧，準確揭示了索隱派的錯誤的根本特征。蔡元培的索隱是索隱派的最典型的索隱之一。胡適對索隱派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進行批評，是抓住要害的。所有索隱派學者無不如此，隻牽強附會於某人、某事、某個細節、個性中某一相似之處，而不及其他諸方麵乃至主導方麵。所以胡適不但直率地稱之為“隻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而且毫不含糊地稱之為“大笨伯”“笨謎”。“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原文中以上幾句都是加了重點號的）{12}
再看看胡適是怎樣批評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二筆》的，比起批評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更加具體、直白。由此，寧波的索隱派言論成了兩派紅學大師們論戰的共同的主體性論據，從而與紅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大概是陳康祺、徐柳泉二位始料未及的吧？
胡適援引了《郎潛紀聞二筆》（卷五）一例：“先師徐柳泉先生雲：‘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衛（季按：成德曾任皇帝侍衛）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薑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詳，惜餘不盡記憶。”胡適批評說：“這一派……也隻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他從六個方麵加以考證：1. 納蘭成德死於31歲，這時他父親“明珠正在極盛時代……我們如何可說那眼見賈府興亡的寶玉是指他呢？”2. 納蘭成德的生平記述有錯誤，附會不上寶玉；3. “說納蘭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盧氏早死。引證納蘭悼盧氏詞來附會黛玉更無價值，中國悼亡詩詞何止千首？若（納蘭成德）幾首悼亡詞可以附會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盡可夫’了！”4. 徐柳泉、陳康祺說十二釵都是納蘭成德座上客，“這種附會與《石頭記索隱》的方法有同樣的危險。即如徐柳泉說妙玉影薑宸英，那麼黛玉何以不可附會薑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會薑宸英？又如說寶釵影高士奇，那麼，襲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鳳姐更可以隱高士奇了”。5. 胡適還以薑宸英祭納蘭成德的悼文為例（說他們如何相知、相賞、同調，二人還一起激昂論事、號叫悲歌等等）。胡適以此詰問：“妙玉可當得這種交情嗎？”6. 胡適又引郭琇參劾高士奇的奏疏，揭發高士奇結黨營私、行騙受賄、侵國帑、剝民膏、貪得無厭的行徑……“是士奇真國之蠹而民之賊也”，但“寶釵可當得這種罪名嗎”？胡適指出：“我舉這些例的用意是要說明這種附會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無益的。”“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