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俄羅斯是兩個巨人式的鄰國，相似的文化傳統、相似的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會結構和民族特性，為它們的交往搭建了一個開闊的平台。早在1932年，魯迅先生就為這種友誼寫下一篇“賀詞”——《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國新文學所受的“啟發”，將其看作自己的“導師”和“朋友”。20世紀50年代，由於意識形態的接近，中國與俄國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現過一個“蜜月期”，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俄羅斯文學幾乎就是外國文學的一個代名詞。俄羅斯文學史上的一些名著，如《葉甫蓋尼·奧涅金》《死魂靈》《貴族之家》《獵人筆記》《戰爭與和平》《複活》《罪與罰》《第六病室》《麗人吟》《日瓦戈醫生》《安魂曲》《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靜靜的頓河》《帶星星的火車票》《林中水滴》《金薔薇》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都曾經是坊間耳熟能詳的書名，有不少讀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誦其中精彩的章節。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翻譯成中文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已構成了中國新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現代漢語中的經典文本，就像已廣為流傳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車》《喀秋莎》《山楂樹》等一樣，後者似乎已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的民歌。迄今，它們仍在閃爍金子般的光芒。
不過，作為一座富礦，俄羅斯文學在中文中所顯露的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寶藏仍在我們有限的視域之外。其中，赫爾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費特的唯美，洛赫維茨卡婭的激情，索洛古勃與阿爾誌跋綏夫在絕望中的希望，苔菲與阿維爾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現實，哈爾姆斯的怪誕，等等，大多還停留在文學史上的地圖式導遊。為此，作為某種傳承，也是出自傳播和介紹的責任，我們編選和翻譯了這套“金色俄羅斯叢書”，其目的是進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靜臥在俄羅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錠。可以說，被選入本叢書的均是經過了淘洗和淬煉的經典文本，它們都配得上“金色”的榮譽。
行文至此，我們有必要就“經典”的概念略做一點說明。在漢語中，“經典”一詞最早出現於《漢書·孫寶傳》：“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漢朝是華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當時的統治者不僅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設立標杆與範型，亟盼對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亂與文化積累上的泥沙俱下狀態進行一番清理與厘定。客觀地說，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雖說也因此帶來了“罷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學而言，此前通稱的“詩三百”也恰恰在那時完成了經典化的過程，被確定為後世一直崇奉的《詩經》。關於“經典”的含義，唐代的劉知幾在《史通·敘事》中有過一個初步的解釋：“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這裏，他將聖人與前賢的文字著述納入經典的範疇，實際是一種互證的做法。因為，曆史上那些聖人賢達恰恰是因為他們傑出的言說才獲得自己的榮名的。
中國與俄羅斯是兩個巨人式的鄰國，相似的文化傳統、相似的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會結構和民族特性，為它們的交往搭建了一個開闊的平台。早在1932年，魯迅先生就為這種友誼寫下一篇“賀詞”——《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國新文學所受的“啟發”，將其看作自己的“導師”和“朋友”。20世紀50年代，由於意識形態的接近，中國與俄國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現過一個“蜜月期”，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俄羅斯文學幾乎就是外國文學的一個代名詞。俄羅斯文學史上的一些名著，如《葉甫蓋尼·奧涅金》《死魂靈》《貴族之家》《獵人筆記》《戰爭與和平》《複活》《罪與罰》《第六病室》《麗人吟》《日瓦戈醫生》《安魂曲》《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靜靜的頓河》《帶星星的火車票》《林中水滴》《金薔薇》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都曾經是坊間耳熟能詳的書名，有不少讀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誦其中精彩的章節。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翻譯成中文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已構成了中國新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現代漢語中的經典文本，就像已廣為流傳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車》《喀秋莎》《山楂樹》等一樣，後者似乎已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的民歌。迄今，它們仍在閃爍金子般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