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衙門數量的擴充和品秩的提高，暴露了明tai祖試圖通過加強內廷的地位以達到內、外廷相互製衡的潛在意識，為以後明朝政治體製朝雙軌製發展鋪墊了基礎。而取消內官監的獨尊地位和十一監品秩平等，又體現了明tai祖“彼此頡頏，不敢相壓”的總體設計思想在內廷體製上的實施，也使永樂以後內官監、司禮監、禦馬監等內府衙門的相互製衡有了法律上的依據。
整個洪武一朝，禦馬監的職掌也由“掌禦廄馬匹”擴充為“掌禦馬及諸進貢並典牧所關收馬騾之事”，並進而衍生為軍事和財政兩大職能。
由於禦馬監職掌禦馬，自然有養馬、馴馬人員，由此產生了一支由禦馬監統領的禁兵——騰驤四衛及四衛、勇士營。弘治十年十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在一個奏疏中對明代禁兵的設置情況作了回顧，其中便提到了禦馬監所統領的這支禁兵：我tai祖高皇帝有天下，法古為治，製兵之法極其周悉。故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永樂中，複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又選天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及虜中走回男子，收作勇士，常數千人，俱屬禦馬監，更番上直，委以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盔甲器械俱異他軍，自此禦馬監由管轄養馬人員進而統領禁兵始於永樂時；這支禁兵最初的來源，是從各地衛所挑選的精壯之士，以及從蒙古地區逃回的青壯年男子；這支禁兵不屬親軍指揮使司所轄的上十二衛(後為二十二衛)，但地位顯然高於上十二衛，是禁兵中的禁兵；這支禁兵的職責是“更番上直”，擔任宿衛。位置不可謂不重，若說這些還不算，這些時日，他與楊榮、楊溥等人熟練後，沒事的時候，總是來內閣看看，幫忙打掃打掃衛生，甚至有的時候，他幹脆與這些閣臣說些笑話，他本讀書識字，早些年也誦讀了不少書，混跡三教九流，其中的好笑話自是不少，一來二去，楊容等人覺得這個新來的太監的確不錯，乖巧、董事，難得還寫得一手好字，說話兒也風趣，便是一向對太監極為厭惡的楊溥也覺得這個太監比其他太監相比，有些與眾不同，對他多了幾分好感，這才是王振這些時日心情舒暢的所在。
他本就機靈無比，家上早些年誦讀了不少史書，從中倒也明白了不少宮中的為官的奧妙，一個太監想要在宮中混，除了獲得皇帝的信任外，還需要獲得那些大臣門的好感，當年的大太監趙高，不就是既得皇帝信任，又與丞相李斯眉來眼去，才得意掌握朝廷大權，就算是後來的高力士也不是一味的與李隆基好，跟當朝的文武大臣可沒少來往，基於以上幾位的榜樣，他便開始有意的與楊榮、楊溥、夏元吉等幾位文武大臣搞好關係，總算功夫不負有心人，眼下的局麵雖不是很好，但勝在混個臉熟，彼此也沒什麼惡感，他相信用不了多久，他與這幾位閣臣一定相處得很愉快。
海濤厄了他一眼，道：“皇帝親自囑咐的事兒，還是我親自去一趟吧。”頓了頓道：“你這是做什麼？”
王振嗬嗬一笑道：“來給幾位閣臣打掃打掃內閣？”
海濤道：“你倒是清閑的很啊？”話音一落道：“陛下身邊不能缺人，你進去伺候吧。”
王振心頭一動，這又是一個與皇帝加深關係的好機會，聞言立即滿臉高興的道：“是，卑職這就去！“說著低頭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紅色蟒衣，三下五除二給除得幹淨，露出了裏麵一身青衣小帽來，轉身便走。
海濤看得奇怪，問道：“你這是做什麼？”
王振道：“不是去伺候皇上麼，穿著官服施展不開，幹活嘛，還是這種青衣小帽實在？”
海濤嗬嗬一笑道：“你這哪裏來的歪理！”說完擺了擺手。
王振躬身行了一禮，急急忙忙的進了宮。
海濤看了一眼王振走遠的背影，眼神微微咪了咪，不知想什麼，好一會兒才轉過身來，向內閣走去。
乾清宮裏，朱瞻基已經讓那幾個翻閱奏折的太監離去，隻剩下他一人端坐在龍案旁，望著眼前的這份奏折思索，很明顯蘇州的賦稅不是太高了，而是朝廷收不上來，說不定人家欺負他這個新君剛剛登基，故意給臉色他看。他雖從小被立為皇太孫，可並不是長在宮中的花朵，相反早些年追隨朱棣南征北戰，早已見識了大半個大明江山，哪裏不知其中的貓膩，蘇州自朱元璋起兵征討張士誠後，因惱恨當年攻打張士誠時，蘇州百姓對張士誠大力支持，而且在他死後，蘇州至今保留著一個奇怪的風俗，每年農曆七月三十晚，古城的大街小巷裏就會有星星點點的香燭插在地上，俗稱“燒久思香”，據說那天是地藏王生日，張士誠起兵時自稱是地藏王轉世，而“久思”正是其小名“九四”的諧音，這香便是蘇州百姓燒給他的，明祭“藏王”，暗祭“張王”。是為報答張士誠的功德而設，此俗從明初延續。張士誠，踞蘇十餘年，保境安民，輕徭薄賦，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燒“久思香”，是吳地人民對張士誠的懷念。據說，朱元璋曾因此生疑，命地方官查詢，民間謂之為祭祀“地藏王菩薩”。蘇州人，懷念張士誠的仁德，每年農曆七月三十日，為張士誠燒香，托名為“地藏菩薩”燒香，實際上是燒“久思香”（九四香）。但這事情，終究是瞞不過朱元璋的，勃然大怒後，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此後並鏟除當地豪強，沒收其田產而稱為“官田”。按照其家租籍征收稅費，於是蘇州府比其他各府都重，田租共有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租稅即有二百六十二萬石，因此蘇州賦稅一直都是大明最重的，但這是隻是對蘇州的百姓而已，對蘇州的那些商人、大戶、官僚這點賦稅根本算不什麼，蘇州自古就是繁華之地，在農業方麵，南方相對於北方而言更適合種植農作物，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是重要的糧倉，民間流傳“蘇湖熟，天下足”諺語。江南棉花、茶樹的栽培也有很大發展，江南的丘陵地區開辟了許多茶園，大明的茶稅，是按照洪武一朝定下的規矩，商人於產茶之地買茶，納錢清引，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文，不夠一引者，稱畸零，給由貼。以後，又定每引茶一道，輸錢千文，可販茶一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文，可販茶六十斤；以後又改令每引一道納鈔一貫，憑引可販茶一百斤。俟建明以後，遂定官茶、商茶之製。並不算重，而整個大明所需要的茶葉量何其大，尤其是在永樂後，鄭和下西洋茶葉、絲綢、瓷器大量銷量海外，蘇州又是絲織業中心；每年光是絲織業賺取的銀子，可想而知了，更別說江南地區的製瓷業也異常發達；浙江哥窯燒製的冰裂紋瓷給人以別致的美感；景德鎮成為全國製瓷中心，所產的青花瓷造型多樣，花紋優美，暢銷海內外，這那一項都足夠他們賺取大把的銀子，如此算來，當年洪武爺定下賦稅並不算太重，可從永樂後期後，蘇州的稅收卻一直都在虧空，到了洪熙一朝，蘇州更是拖欠到三百九十二萬石，這才幾個月的時間，竟超過了這個數字，其中變化如何，他如何看不出來，隻是看出來是一回事，該如何解決又是一回事了，往日有祖父、父親在前方支撐著，他倒不覺得，此時輪到自己當家做主的時候，還是不免有些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