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輸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沒、腐爛等都會有消耗。所以田糧正項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負擔，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問題是“豪有力者隻供正額，而一切轉輸諸費，其耗幾與正額等，乃獨責之貧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宣德八年，周忱創“平米法”。平米，指正額與耗米兩項而言。其辦法是：“官民田皆畫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鬥，計輸將遠近之費為支撥。支撥之餘者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正米一石，減加耗為六鬥。又次年益多，減加耗為五鬥。”在平米法的基礎上，又建立“濟農倉”。濟農倉米的來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撥後存留的餘米，此外，還有豐收年發官鈔所糴儲存的糧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節省的耗米。據周忱於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蘇、鬆、常三府歲遠南京倉米一百萬石，以為北京武職之俸。每石外加盤用耗米六鬥。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獨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歲，減耗米六十萬石。”又據《明史•；周忱傳》，這個就支辦法規定，給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價米一鬥。所節餘部分是耗米每石五鬥。另外，在某些縣份還有向富人勸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絕戶田租等。濟農倉除去用於賑貸貧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計口而給食者，於是取之；江河之運不幸遭風濤亡失者，得以假借”。“買辦納官絲絹，修理舍、廨、廟、學，攢造文冊及水旱祈禱”等都隨時支用。這種把田賦的征收與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辦法，實際上開了賦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賦役製度的改革中具有開創意義，為曆代史學家所推崇，楊崢那會兒為了應付曆史考試，可沒少與“平米法”打交道，久而久之就記住了周忱的大名？此時想都不想脫口而出。
周忱一聽“平米法”三個字，頓時雙眼一亮，喃喃道：“果然是個好法子，大人好才學？“
楊崢楞了一下，心道：“這法子不是你獨創麼，難道這個時候還沒實施？”
周忱似對楊崢的法子極為欣賞，低頭沉思，竟不再言語。
一旁的夏元吉看自己心腹愛將如此不懂得交際，微微搖了搖頭，當年因浙西發生洪水災害，有司治不效，於是命戶部尚書夏原吉主持治理。他在《蘇鬆水利疏》中分析了當時本區的水道形勢，認為治水關鍵是疏浚下遊河道，使洪水暢流入海。但以往泄水幹道吳淞江已嚴重淤塞，從吳江長橋至夏駕浦一百二十餘裏的上遊段雖可通水，但多有淺狹之處，而自夏駕浦至上海縣南蹌浦口（吳淞江入海舊口，在今吳淞口之南）的一百三十餘裏則已是“茭蘆叢生、已成平陸”。重新使之通暢，則工費浩大，不如上段著重疏浚東北入江的嘉定縣劉家港和常熟縣白茆港，下段著重疏浚直通南蹌口的範家浜。此外在河口設閘，控製泄水和漲潮，再修理加固圍堤，水災當可得到控製。當年集中了十多萬人進行施工，到第二年九月完工。其治理主要工程是由夏駕浦引吳淞江上遊水自劉家港入江；開範家浜，上接大黃浦，引澱山湖水自南蹌口入海，從而改變了太湖下遊泄水道的基本格局，其中周忱幫忙理財，用極少的銀兩，完成了當年算得上浩大的工程，從此後對這個年輕的後生極為看重。
後來周忱考中進士，選庶吉士。自請進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等。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他都默默關注，但此後的十幾年裏一直沒得到升遷，讓他感到有些驚訝，對於自己看重的這個後生，腹中的經世才如何不知，一番打探下，才知自己這個心腹為人實在太不善於交際，終日除了擺弄自己的數字外，極少與同僚走動，一來二去，早年的那點聲名別人漸漸淡忘了，一直沒有得到升遷的機會，難得國家有如此棟梁，夏元吉著實不想讓這麼好的一個人才給白白浪費了，這才動用自己在官場上的關係，在永樂二十二年，升遷為了越王長史算是升了一級，這一年多了，總算是將自己心中所學展現了出來，得到了朝廷的嘉獎，讓夏元吉大為高興，決定再幫這個後生一把，恰好昨日皇帝招他進宮議事，言起蘇鬆賦稅的問題，江南官田重賦，是明代經濟財政中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沉重的負擔，迫使農民大批逃亡，國家稅源減少，拖欠嚴重。蘇州府，從永樂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糧三百九十二萬石；鬆江府，從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幾百萬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七百九十萬石，賦稅根本征不上來，但江南是朝廷的財賦重地，承擔著官僚、勳貴的巨額俸祿支應，今年若再征收不到賦稅，怕是官員的俸祿都有莫大的問題，皇帝起初的意思是下詔減輕官田稅額，身為戶部尚書，自不願意皇帝下達這份指令，一來戶部銀兩並不多，二來，江南賦稅雖重，但江南自古便是魚米之鄉，尤其是從鄭和下西洋後，帶動著蘇鬆一帶貿易往來，可沒少賺取銀子，那些官僚、大戶手中銀兩可不少，三來，眼下的局麵，朝中多方用錢，戶部若減少江南一帶的賦稅，日後隻怕越發支持，因此他建議皇帝派遣一個官員去治理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