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規定商人低下的社會等級。士農工商是中丨國古代居民的等級序列，商人位居最低層。統治者為別尊卑，明貴賤，實行居民按等級消費的辦法。不同等級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大小，衣服的質料、樣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朱元璋建明後，以掃除胡俗，恢複禮製為己任，承襲了這一製度，洪武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綢紗”連番的打擊下，大明初年的商業可以說是漢唐宋後最差的，但這種規律畢竟不是人為的改變就能改變的，經過朱元璋大力肅貪，發展農本經濟，大明的經濟大為發展，尤其是經過永樂六次下西洋，大明的商業再一次興盛發展起來，但按照祖宗規矩，商人是賤民，堂堂大明從商業中獲得的好處竟微乎其微，商業稅收一直沒能確定下來，明明可以充盈大明的國庫的好機會，卻礙於祖宗規矩，一直提不上日程來，每次看到那些商人依托各種戶籍，從事經營活動，且因為國家不能對他們的正常經營提供保護，便隻能托庇於地主豪強，官員貴胄，早與他們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朝廷想收商稅，卻毫無根據，如此一來，祖宗規矩反而成了商人的一大保障，讓朝廷也奈何不得！這便是祖宗規矩的悲哀。雖說祖宗規矩種種的不適應，但對於朱元璋的兩個規矩卻是大為支持，第一個以曆史教訓為鑒，規定後宮、外戚、親王（把非太子的兒子分封到各地）不得幹政，這條規矩無疑是正確的，後宮多是女人除了武則天這位特例外，她們沒有政治素養和才幹，也不方便拋頭露麵。所以隻能依仗其父兄，以及背後的家族，久而久之朝政便亂了，漢代劉邦後的呂後便是如此，大明皇後馬氏勤於內治，史書記載宋朝的皇後大都比較賢良，馬氏就將宋代的家法彙編成冊，讓後妃們朝夕攻讀。正是由於馬皇後的這一措施，使得明朝的皇後賢惠的占了大多數，也很少出現外，戚，專，權的局麵，可以說洪武爺這條規矩無論是建文帝，還是永樂，洪熙都繼承的很好，更別說為防，外，戚，專，權，製定出了“公主俱選庶民子貌美者尚之，不許文武大臣子弟幹預”的律法。規定駙馬須從平民或低，級，官，吏，家，庭中選取，而且子弟被選中的人家，近親中便不能再出仕為官，即使已經做著官的也得退休回家，駙馬終生隻拿俸祿而不能為官，這項規定可以說極具遠見。第二個就是太監不得幹政了，楊士奇對太監並沒有多大的偏見，甚至覺得這些太監都是可憐人，但作為一個閣臣，與朝局而言，太監是個不穩定因素，開國皇帝多半都勤於政事，所以朝政也清明，各種規矩是都遵守，在各種秩序、規章製度遵守的情況下，國家必然是往好的方向發展，加上開國皇帝多半從殺伐走過來，善於借鑒前朝史書，必然對後宮、太監多有防備，而後來的皇帝就未必能保證了，他們自幼長在宮中，沒親眼見過後宮、太監幹政的局麵，加上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習慣，是皇帝身邊唯一的親信。當皇帝長大成人，要求拿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政，治，權，力的時候，必然地同企圖繼續專，權的外，戚，集，團產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團的鬥，爭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為皇帝的盟友。於是，在宦，官的協助下，皇帝奪回了政，權。奪，回，政，權之後，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國，家的權，力便落到了這寫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當皇帝死去，新君繼位，宦，官由於政，治，身，份，卑，賤而不能輔，政，於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這種外，戚，宦，官輪流專，權的局麵，無論是東漢，還是後來的大唐差不多如此，所以防止太監幹政是極有必要的，這也是他為何明知皇帝是有意在培養太監，也執意來勸說了。
“話雖如此，可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陛下雄才偉略，自能駕馭太監，可陛下以後呢，一旦太子年弱，所信任者唯有太監，此時太監趁機把持朝政，豈不是東漢之禍端？“楊士奇大聲道。
朱瞻基朱筆未停，聽了楊士奇的質疑，並沒有立即應答，而是問了句：“楊愛卿覺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兒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