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就是一方麵是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另方麵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並以修身達觀的生活功夫來處理世界事務。道家的社會哲學不是進取的，積極的，因為社會隻是天道的過程，而不是目的本身。
道家認為儒家的社會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絕對的，因此基本上並不需要提出一套決定性的社會理想，因為天道變化，本身無所謂絕對的是非善惡之性能，因而道家強調得更多的，是在社會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這種智慧必須是能應在任何曆史情境的社會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這些可謂最早的也是最璀璨的中國哲學了。
到後來的法家哲學則多有改變，韓非子提倡的“學本黃老”，將“理”與“道”連結再一起，認為“道”是成為萬物運行法則。吸取儒家仁義思想，與法家治理之數，產生道法共冶一爐，成為漢朝早期的黃老之治。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也就因為道家的社會哲學不以自己發展規格為主，而強調應對的智慧，因此利於人們修養生息的需求，故而讓漢初的黃老之治有了實驗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安定中國士大夫失意於儒家本位的官場文化仍有發揮的舞台。
道家則自老莊玄虛之說，後來成為兩晉大夫競尚清談，南朝宋文帝下旨令何彥德創立“玄學”。另外變化為方士神仙之術，自漢朝張道陵以符水禁咒之法成為“道教”之始。
等佛教進入中國後，中國人開始知道人有三世，六道輪回與善惡果報，知生有所從來，死知有所往。具體表現在信三世。佛家認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因緣和合而生，一切都在輪回之中，人有生老病死，天有陰晴圓缺，花開花落，生滅相成。佛教有六道輪回之說，雖然現世作惡而得福得壽，但其業果若不報於現世而將報於來世。因信三世六道，故信善惡定有果報，或報之自身體，或報之子孫，或報之來世。同時還引進了悔罪植福、延壽薦亡、修德禳災、設供祈願等觀念。
佛陀之學即為佛學，佛學以因果輪回為理論，以五戒十善法為規律，藉以出世解脫為佛家一主要思想﹐以萬事無常轉變生死痛苦為理論。以無我、緣生、苦空為方法﹐以證得無為自在為目的。為達此目的強調需要出世與解脫，出世就是指必須厭惡世間**，不斷自我修練，解脫是在脫離人世痛苦為目的。在大乘佛教根本精神更進一步強調要舍己救世。可以說在秦漢一前，中國的哲學還是大有作為的，各派一展所長，隻可惜經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中國燦爛的哲學也歸為一家，百家爭鳴的輝煌時代也就此終結，雖說有大唐的輝煌，那是唐人的包容，善於吸收，從而造就了輝煌。
到北宋後，罷黜百家的壞處也開始顯露了出來，北宋諸儒以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寧三年以後，王安石變法引發黨爭，二程分別退居洛陽，理學在此後七年或十年達到成熟。
宋朝南渡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直承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全祖望評價：“宋幹、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複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北宋中葉以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並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南宋以後，隻有朱陸二係傳續不絕。元明之際，朱學進居正統之位，為中國君主社會後期的官方思想。惠棟在評《毛詩注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
這種理學漸漸走入空談，嚴重脫離實際，變成以學術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讀了崔蔚林的文章，說“岸然自負為儒者”實在“可鄙”。又說：“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亦不甚好”。康熙說“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他曾說：“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中國的哲學自南宋後，到明初一直停止不前了，正因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天下人的思想隻在聖人之言上，從而荒廢了其他，尤其是唐宋以來的科技少之又少了，可以說儒術發展一千多年，能發展的都已經發展了，在想得道的人少之又少了，更別說科技人才了，他們的思想，認知、了解、甚至掌握這個世界，也變的狹小了，如此一來，整個國家，也因此裹足不前，難以存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