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崢此時悄無聲息的融入邏輯學，莫不是希望在大明不久的將來，能帶來一場文藝的複興。
他知道在這個時候，由於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不斷入侵東羅馬（拜占廷），東羅馬人帶著大批的古希臘和羅馬的藝術珍品和文學、曆史、哲學等書籍，紛紛逃往西歐避難。一些東羅馬的學者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辦了一所叫“希臘學院”的學校，講授希臘輝煌的曆史文明和文化等。這種輝煌的成績與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後，其優越性與黑暗的比較，使得人們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於是，許多西歐的學者要求恢複古希臘和羅馬的文化和藝術。這種要求就像春風，慢慢吹遍整個西歐。文藝複興運動由此興起。
其實今天的西方世界，其人文精神與國家製度，無非就是古代希臘與羅馬時代的複製而已，意大利的文藝複興時代，除了增加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外，和古希臘城邦時代沒什麼區別。也就是說，如果希臘或羅馬的時代多延續一些時間，人類會更加進步。這在東西方都是一樣的，除非科學技術壓倒性的優勢，否則高等文明往往會被低等的征服，等到這些低等文明再發展起來，已經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
日耳曼蠻族進入羅馬隻會去掠奪財富，就像十字軍進入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一樣。所謂資產階級，就是生意人而已，做生意，交換物品，從人類的食物吃不完就已經出現了。這些生意人走遍當時的已知世界，開拓了視野，了解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明白了世界不是隻有一種聲音，人文主義複興已經不可避免，中國文明發展數千年，到大明的時候，可以說已經成熟，差的隻是一個切入的機會而已，而他就要給這個機會。
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是一個嶄新而嚴謹的新領域，他有嚴謹的體係，概念和範疇、判斷和命題、證明和謬誤等等，進行了科學的闡述，可以說邏輯學是一門論證學問的工具，這個問題，亞裏士多德也注意到了，所以他將這門學科命名為《工具論》，此後，他將學問的論證，分為‘從個別到普遍的歸納’和‘從普遍到個別的演繹’兩個過程。他肯定前者，認為歸納法是有說服力的，也便於學習和使用；但是更著重研究和總結的是演繹推理，並總結了推理的三段論法，簡單說便是‘如果甲是乙，且乙是丙，那麼甲也是丙。’
這個看似簡單的推導過程，其卓越意義在於，將人的思維推理過程總結成這樣一些抽象符號，更便於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研究其內在的規律姓；而且他係統地對論證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謬誤，進行了分析和分類，歸納出十三種發生謬誤的情況，這對於教給人們進行嚴謹的思維推理，是具有非凡意義的。
因為通過邏輯推理得出來的結論，是客觀且經得起考驗的……它既具有經驗基礎，同時又讀力於經驗——是依賴於公理、推理規則和定理的客觀真理；而且這種真理的本質也是普遍必然的，它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本質的。
對於歐洲的文藝來說，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功不可沒，造就了一係列的科學革命，讓一直領先的中國，開始落後於西方，可以說正是這場邏輯學帶來的功效，他讓世人在通過辯論之餘，獲得對未知領域的真理的認識，以事實說話，無疑是最有力的話語權，
這無疑是更客觀、更少爭議、更易懂得、更易傳承的認識方法，也是科學體係建立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楊崢相信大明的將來，必然是輝煌的時代。
獨自思索了這一會兒功夫，眾人已經開始對這個學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難怪，楊崢在選擇邏輯學的時候，就打上了格物窮理的幌子，而對於朱熹的學說，不管是喜歡的，不喜歡的，都抱著好奇的心裏來窺覬一番，而這正是也楊崢要的效果。
“窮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達至極。“格，至也。物，猶事也。窮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