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這本書自從出現後，謠言便滿天飛，到後來不知怎麼就落在了黎家的身上，說什麼黎家大公子如何勾搭，如何不顧廉恥與朝廷某某大臣後院有染，說的有鼻子有眼睛，弄得滿朝文武百官一時對自家的後院好生懷疑，一時京城官員家中沒少安寧過，一時讓黎利傷透了腦筋，偏生人家說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事情就是那麼發生一樣，可恨的是這種事情，他還反駁不得，不然那些大臣們指不定信了幾分。
短短幾日的功夫，他這個昔日人人敬仰的大英雄，瞬間便變成了一個好色如命的昏君了，若說朝廷之上的大臣到也罷了，畢竟是謠言也就幾日的功夫，等日子已久，也就沒人在乎了，可百姓卻不這麼看，這麼想，在大明添油加醋，也不知從那裏弄來了那麼多的香豔的故事，賣力的宣傳下，由不得這些百姓不信了，幾日的功夫，往日那個高高在上，英雄了得的皇帝形象，就此倒塌，讓素來注重名聲的黎利恨不得將寫這種小報人碎屍萬段，他不是沒找人查過，可查來查去，也隻知道從書中描寫的“一府兩縣”格局和“縣前街”、“東街”、“大街口”、“獅子街”、“燈市”以及“五裏原”等等內外景觀布置在交州城內，可到底是誰所寫，卻摸不著頭腦，最後也僅從《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縣知縣說武鬆：“雖是陽穀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隻在咫尺。”武鬆打虎之事“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鬆之名”。
在大明，“一府兩縣”在同一城的現象並不多見，中東平府含有兩個縣治，陽穀縣與清河縣，西門府所在地為清河縣。中雖明確說明西門慶所住地址為“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但是明朝時，東平府並非“一府兩縣”的格局，由此認為所寫故事的發生地即山東清河縣的觀點不嚴密，如第四十八回中寫道：“(東平府)調委陽穀縣丞狄斯彬，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體下落”，“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由此得出兩縣治的具體方位是：清河在東，陽穀在西，兩縣中間有界河。
在明朝，在可查證的“一府兩縣”的府城中，兩縣治呈東西向排列於府治兩側，並以河為界，隻有紹興一府。
通過對文本與明朝史實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顛覆金學界傳統論斷的新觀點：《金瓶梅》中所描寫的地理原型非山東清河縣，而是浙江紹興市。
至此，中婦女唯一發型為“杭州簪”，向西門慶借銀子的“杭州劉學官”又稱“前邊劉學官”等等，與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講到：“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豬去”，與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聽人說：“我那邊下著一個山東賣棉花客人。”與地理原型為紹興在邏輯上完全吻合。因為，隻有是紹興主人才會對朋友說我這邊有個山東客人，山東主人沒必要故意稱對方客人是山東客人，隻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滿足“一府兩縣”格局的紹興，才會稱“杭州劉學官”為“前邊劉學官”。
既是紹興人，又集畫家、戲劇家和幕客為一體，明朝時哪位紹興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後來經過幾個漢學家好生推測，此人便是明朝浙江一代的大才子，最後的目光無不落在了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楊大人的身上了。
這個結果著實讓黎利有些意外，對於楊大人也十分的鄙視，但對方給自己造成的影響卻是不可預料的，他本是個愛惜自己的名聲，結果名聲沒有自己手段玷汙，反而被一本邪惡之書給糟蹋成一片狼藉，心頭的憤怒可想而知了，但他終究是非常之人，心頭痛恨歸痛恨，但也不得不承認對方的手段高明，如今他的這些風流韻事，在京城不僅僅是傳唱那麼簡單的，早有人將《jin瓶梅》編成說書的，在京城的天香茶樓一日一說，據說因為這《jin瓶梅》的故事，整個茶樓是人滿為患，酒樓的掌櫃的很是發了一筆橫財，其他酒肆、勾欄、商鋪，酒家是有樣學樣一時無人不知《金瓶梅》，頗有平生不誦《jin瓶梅》，縱稱書生也枉然”，讓他好生氣惱。
要說這些還不算太要緊的，畢竟是一點風流韻事，百姓說說笑笑未必會當真，可黎家父子謀殺陳鵠父子的事情，就不那麼好辦啊，這是大是大非的事情，若處理不好，引起的後果不言而喻，不說那些百姓，便是這幫認死理的讀書人就不好應付，殺阮鷹已讓他們心頭生出不滿，若再任由殺陳鵠的事情坐實了，這人心可就不好說了，雖說此事人人心頭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但知道歸知道，卻上不得明麵，不能大白於天下，所以他才急著召見群臣商議對策，可這幫讀書人平日裏倒是能言善辯，這會兒卻是一言不發，差點沒讓他殺人，總算是耐著性子將這口氣忍了下來，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殺了阮鷹，這幫讀書人對自己開始有了隔閡，本以為至少會敷衍一下，卻不想這幫連敷衍都不想敷衍一下，擺明了就是不信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