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航道：“我也想啊，可咱不能做個獻媚之人不是，你們讀書人不是常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這話兒不是說良藥多數是帶苦味的，但卻有利於治病；而教人從善的語言多數是不太動聽的，但有利於人們改正缺點。這句賢文旨在教育們要勇於接受批評，現在常用來說明應該正確對待別人的意見和批評。
怎麼你才做了幾天的安南經略，就聽不進去忠言了？”說完不等楊崢反駁，又自言自語的道：“這世上，能夠得到智者的批評是一件幸事。要知道，批評一個人是需要很大勇氣，冒很大風險的。誰都知道“多栽花，少栽刺”的道理，我便是想做個好兄長，才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兒來，你得感激，感激你身邊站著都是忠臣？不然嘿嘿……？”
楊崢氣得差點吐血，沒好氣的道：“少來，什麼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本身就有問題？對什麼對啊？“
“不是吧，我可聽說了，這可是孔夫子說的話兒，對了，聽說司馬大人也用了，哦，還有留侯張良也用它來勸了漢高祖，這可是聖人說的話兒，哪能有錯？”高航道。
楊崢看他一副說教的模樣，越發氣惱，哼了聲道：“聖人的話兒未必就沒有錯，這話兒基本的思路沒有錯，就是要人接受別人難聽的勸告。道理不難懂，其根據是因為人無完人，人人都有不足，而且，容易故步自封，自以為是，別人的勸告總是沒有那麼順耳，所以，要求聽者擺正心態，要虛懷若穀，要能夠容納，要集思廣益，兼聽則明，聽得進去，可你仔細想想，這話裏還是有很多問題的。”
高航還是頭一次聽到這麼新鮮的說法，不免有些好奇，道：“什麼問題？”
楊崢道：“首先就是如何定義“忠言”。是不是逆耳的都是忠言？如果“忠言逆耳”是必然的、注定的、唯一的，那麼，就可以說，“逆耳”是忠言的判斷標準了。這樣，就有問題了。“忠言”一定就要逆耳嗎？既然是“忠言”，那為什麼就不可以講究點說話藝術，注意一下場合？畢竟現在又不像古代那麼需要當眾死諫了。
人與人溝通還是可以私聊的。私下裏，溫和地說，或者先表揚，關注一下對方心態，預感一下接受能力，然後再巧妙地、分步驟地表達忠言，這樣豈不更好？“忠言逆耳”的提法顯然不符合上文的做法。“忠言逆耳”，似乎忠言就不能說得更讓人接受點，不講分寸了，一定是逆耳的。
這樣，說忠言的，用心良苦，語重深長，人家可能就不買帳了。不是僅僅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的問題，可能就是抵觸，抗爭，甚至反唇相譏，惡語回應了。
真理是相對的，那麼“忠言”也是有條件的。而且，是不是忠言，往往是說話方自己認定的，是一相情願的。正因為說話方經常自己認為對對方有用，自認為是忠言，就不考慮對方的承受能力了，也不看場合，就說“為了你好”，更不管講話口氣了，這當然很成問題。更何況這“行”就一定需要忠言嗎？有些行，做的人心中就知道怎麼回事，就清楚困難所在，這裏說什麼言語都是多餘的。有些“行”是習慣，有些“行”是性格，有些“行”則是受種種條件限製了的，所以，“忠言”並不是一直管用的。說多了，反而影響做事情緒，不僅逆耳，還影響做事人心情，影響做事效果。所以，忠言並不一定是必須的，也未必就管用；而沒有分寸、不講藝術的“逆耳忠言”更可能是於事無補，反添亂象的。
事實上，說“忠言逆耳利於行”的人多半是教訓別人的一方。聽者這方認可這句話的，而且經常掛在嘴上的並不多。有些人受了這話的影響，有些人是骨子裏就有這個文化的遺傳基因，好為人師，整天沒有什麼事做似的，就是在琢磨給別人忠言善言。似乎就他自己最懂得人生，最懂得做事，也不管別人要不要，煩不煩，一味地提意見。這些人似乎沒事盡找事，盡說些“逆耳”的話，而且，沒完沒了。從這點看來，病根就在於受古人這含糊的話潛移默化了。古人這話本身是朗朗上口，容易記憶，更容易傳播，但是，越是這樣的話，也因為簡練而含糊，我們越是要實事求是，越是要深究，越是要細細分析。時間、場合不一樣了，觀點就應該更明朗更進步些，要與時俱進，要靈活變通。行動未必都要忠言，說多了無益；忠言未必要逆耳，逆耳了容易產生誤解，形成敵意。而且，苦口未必是良藥，苦不苦口也不是治病服藥的判斷依據。因此，還不如說成“良藥對症利於病，忠言有效利於行。”對症才是標準，有效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