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以前，在政治上，建藩初期，王府不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勳臣擔任，出則為將，入則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參政，為地方行政首長，也可兼都指揮使，掌地方兵權。在封國內，親王擁有相當大司法、人事權，其官屬除長史及鎮守指揮、護衛指揮由進行派遣外，其餘均在封國境內或所部軍職內選用，藩王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境內人民有敢違犯藩王的，由親王區處，朝遷及風憲官不得舉問。這時的藩王是列爵治民，分藩錫土。親王所居城內布政使、都指揮使及其以下職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見外，親王可以隨時召見他們。親王遣使可以直達禦前，敢有阻擋者，即以奸臣論處。風憲官以王小過或風聞親王大過奏聞，即以離間親親關係罪處斬。縱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隻能召到京師，由皇帝發落，重則降為庶人，輕則當麵申飭，或遣官諭以禍福，促使改過自新。洪武二十作年，明tai祖朱元璋在奉天門諭群臣，再次強調皇親除了犯謀逆不赦之罪，其餘的罪，均由宗親會議，報請皇帝裁決，有關部門隻許奏聞，不得擅自逮捕；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見天子，私下使人致王罪而使王遇不幸的話，則天子必定是昏君，其長史司並護衛司可行文五軍都督府索取該奸臣，都督府應捕奸臣奏斬之，並族滅其家；而且郡王子孫才能堪用者，考驗授職升轉，即洪武時宗室子弟可以入仕。這些規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為天子耳目、監督地方的作用，尤其是當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親王有權訓兵待命，等天子密詔統領鎮兵討伐。
經濟上，藩王不僅終身有俸祿，而且待遇很優厚。歲祿單是米一項，即達五萬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還有冊封、宮室、婚姻、喪葬等費用，並給予廚役、齋郎、鋪陳等雜役人員，可謂是風光無限。
但是，到朱元璋後期，從在外諸王府大興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淩指揮耿和等等問題中，亦漸漸感到藩王權重對皇權是個威脅，特別是皇太孫也曾問他：“虜不靖，諸王禦之；諸王不靖，孰禦之”。所以又規定：不許親王同時朝覲，隻能一個親王來朝，平安回到封國後，派人以書信方式報給其他親王，才能來朝；而且進京朝覲時，留京時間不過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國，以防止藩王與朝臣的勾結。又規定：親王王子要入侍，這更是含有人質之意。後來又規定：王府廢除王府的相傅，升長兄司為正五品，長史由皇帝親自選派，若王有過，則詰問長史，即長史有監督、規勸藩王之責。到了洪武後期，藩王雖有藩號，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錫土，食祿不治事；王國文官由朝遷選派，犯法時依律審判；王國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審問明白然後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對封地內官民的控製；經濟方麵則刪除了王府若有興建工程，有司即時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戶差付，不得稽延這條；親王的歲祿亦減為萬石。
不過朱元璋既要諸王藩屏國家，備侮禦邊，夾輔王室，要講親親之誼，就必須給藩王以實力和特權，所以很多對藩王的限製，並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軍權仍然被維持著，形成尾大不掉不勢，以至於朱棣有實力發動奪位之戰。
朱棣以藩王身份奪了自己侄兒的皇位，登基後，鑒於前朝之失，對控製藩王極為重視，或以謀反等罪名，分別削去他們的封爵、屬官、護衛，取消統領駐軍的權力，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護衛、官屬，齊、穀王先後被廢為庶人；或者將要塞地區的藩王遷入內地，如寧王朱權遷往南昌。
永樂時又廢除宗室可以為官規定，即使是宗人府，亦改由勳戚大臣攝其事而不備官，所領事務均歸禮部管轄。文武百官對於親王，隻具官稱名而不稱臣，徐永樂末年，許多王爺欲入京師，後又願率子婿從征入侵的蒙古人，但沒有得到批準。所以永樂後，藩王的日子並不好過，尤其是朱棣在位上做了如此多的大事，朝廷並不富裕，而宗藩的厚祿給朝廷帶來的嚴重負擔，相當多的中下層宗室已淪為貧困戶，於是強烈要求弛鬆藩禁、請田聯自給、試官自效的呼聲越來越高，甚至有不少建議更定的《宗藩事例》，準無爵的宗室自便生計，準奉國中尉以下宗室參加科舉考試，選授京師以外地區的官職，但朝廷終究是不能放心授於宗室，這事兒也就一提再提，卻沒人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