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農業，其收入的特點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餘。然而，官府征稅卻急如星火，沒有定時，農民隻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應付上麵征課。耕田鋤草都有季節限製，但雨水不一定及時夠用，農民又隻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雇人澆地。商人秋天買糧的糧價是“五”，春天賣糧的糧價是“十”，這又是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所以，把上麵的征索算進來，成倍索取農民的地方就達到四項，因為關市的租稅、府庫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糧和各種勞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來，也等於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了。—個農民要養四個債主，所以對於外逃者處刑，國君也能製止農民外流，這乃是糧少而農民沒有積蓄的緣故。
從高山東麓到黃河、汝水之間。作物生長期早，凋落期遲，是糧食增產的好地方。四季皆種而五穀皆收。中等年成畝產兩石糧食。一個勞力可以耕百畝收二百石。如今國家糧倉空虛而百姓沒有積存。農民賣兒賣女，其原因就在於君主沒有辦法均衡人們的收入。所以先代聖王總是注意讓農、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換其行業，他們每年的收入也無法互相超過。這樣，農民專—務農而收入可以與其他各業均衡。農民專一務農田野就得到開墾，奸巧之事也不會發生。田野開墾則糧食增多，糧食多則國家富裕。沒有奸巧之事人民又會安定。富裕而安定，這正是成王業的道路。
不生產糧食的國家要滅亡，生產糧食而吃光用盡的國家僅能稱霸，生產糧食而又能食用不盡的國家才可以成其王業。糧食，能吸引人民；糧食，能招引財富；糧食，也能使領土開拓。糧食一多，則天下的物產都來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遷安發展農耕建成“邑”，第二次遷徙建成“都”，第三次遷徙建成“國”。舜沒有采用嚴重的刑罰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為離開他必然受害，跟著他必然有利。先代聖王，正是善於為人民除害興利，所以天下人民都歸附他。所謂興利，就是有利於農業。所謂除害，就是禁害於農業。農業發展則糧食收入增多，糧食收入增多則國富，國富則人民安於鄉居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則雖改變他們的風俗和習慣，對他們驅使和調遣，以至於有所殺戮，人民都是不憎惡的。這都是致力於糧食生產的功效。人君不發展農業則糧食必少，糧少則人民貧困，貧困則輕視家園，輕家則容易外逃，人民輕易外逃則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則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則戰爭不能做到必勝，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戰不能必勝，防守不能必固，這叫作寄生的君主。這都是不發展農業缺少糧食的危害。所以增產糧食乃是成王業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務，是招引民眾的途徑和治國的道路，他明白這一點，這些年來，也一直這麼做，自問才學、政務、軍務上不如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他登基之初，便將這等權力放手，以楊溥、楊士奇、楊榮等三楊入閣，自己按批準內閣在奏章上以條旨陳述己見，自己進行“批朱”。
各種大事不必通過皇帝而可以下達全國，而皇帝也不必麵對全國堆積如山的奏折，從而耽誤了國事，從父王去世，到如今已有五年，五年裏，他越發明白治國之道，治一個國家，靠著的不是皇帝，而是天下臣民，皇帝要做的不是什麼要做，去管，去指手畫腳，”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而且一再強調無為才能無不為。所以”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不過多的幹預、順其自然、充分發揮萬民的創造力，做到自我實現。當然了，無為決不是一無所為，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一種“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用聖賢的話兒說，無為而治的”無為”是不妄為，不隨意而為，不違道而為。相反，對於那種符合道的事情，則必須以有為為之。但所為之為，都應是出自事物之自然，無為之為發自自然，順乎自然；是自然而為，而不是人為而為。能做到這一點很難，在他看來，曆代明君中，唯有漢景帝，漢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算是做到了，至於自己，他自問做到了這一步，首先他將自己放在了一個最恰當的位置上，絕大多數時間配合大臣們的要求，自己絕對不去幹預那些大臣們做事情，因為他知道，那裏麵比他強的人多多了，比如怎麼樣搞政治，他肯定不如楊士奇，怎麼樣練兵，他肯定不如楊榮、就是道德上，他自問做不到孝，仁，禮，信，勤，義的道德典範，既做不到何不苦苦撐下去，弄得自己不痛快，群臣也不痛快呢，內閣和各部院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大明王朝的國家機器沒有他事必躬親，沒有他指手畫腳，也能照常運轉。這五年的效果就很明顯，父王留給自己的攤子，不能說差，但也絕說不上好，首先自己的幾個叔父，個個圖謀不軌，擁兵自重，不說江南的賦稅，百姓的困苦，安南的戰亂，北方邊境韃子的隱患，國家戶部的困境，這哪一樣都足夠他累的，但他不累，事實上從登基之初，他隻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