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之妙，在於不是將朱熹的理學教條生搬硬套，而是以自身體會，延伸闡述，加上吳大事的文筆不錯，這樣的一篇有理有據，妙筆生花的文章，自是吸引了眾人的眼球，不少文人墨客寫來讚揚的文章，留下如”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隻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而吳與弼賦詩感慨雲：”荊棘場中二十年，中間回首實堪憐。欲從何處求心性，日用由來總是天”。將一個把”天理”、”居敬”、”踐行”，作為自己日常行為的規範，表現出三者一體化的特征，這是他哲學思想體係的一個突出特點。”深悟、靜虛、動直”，又是吳與弼一個反思式的認識方法。因此其轟動效果不言而喻了，當天就加印了三萬張才算滿足了要求。
開局就取得了如此效果，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大明學風可謂是八個欄目當中最火爆，最吸引眼球的欄目了，一來，在吳與弼打開的局麵下，越來越多大家加入其中探討，使得理學的有用之物迅速的被人吸收，當然了其中糟粕也引起了不少攻擊，其中最猛烈當屬漸漸興起，壯大的心學了，隨著元代以明初，朱程理學講究格物致知，朱熹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本身包含了理與氣，理在先，氣在後。太極之理是一切理的綜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時空，是“萬善”的道德標準。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通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朱熹還把理推及人類社會曆史，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欲，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範。這樣的理論，漸漸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滿，其中以程頤最是可怕，程頤為人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麵，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樣的幾乎苛責的觀點，自是不討喜，尤以繼承宋代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心學學派，他們認為，“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從自己心裏即可得到。這種學問，在漸漸日益壯大的心學派繼承並發揚光大，並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其中又以泰州學派將其說法推向一個極端，認為由於理存在於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聖人。在民間也吸引了大量的學者，其中還有不少官員也對此吹捧備至。
他們對於**的正麵主張和看法，由於心即理，因此人欲與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認為的那樣對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麵接受的，
“心者身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凡知覺處便是心”（《傳習錄》下）。“心”即“我的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同上）。“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紫陽書院集序》）。“先聲遊南鎮，一友人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關？’先生回答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