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各縣設立
“水次倉”，建立明確管理責任；設立
“綱運簿”，對收到的夏糧、秋糧、加耗等，分別填寫明細收支單據；三是設立
“加耗折征例”，明確加耗標準。如：規定
“秋糧一石加耗七鬥”，這是第一年的標準。以後，根據實際消耗，再逐年減少，到加五為止；四是縮短民夫運送漕運的路程。
漕糧運到瓜洲、淮陰後轉交軍運，加耗糧也交給軍方。這樣，就大大節約了民力。
——這些措施得到朝廷批準，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又保證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整個漕運進入了正規。采取了這些措施，蘇州農業生產逐步恢複，逃走的農民紛紛回家，經濟得以發展，當年的賦稅得以如期繳付。
但還有曆年欠賦，如果都繳糧食，困難很多。況鍾提出：以
“金花銀”或絹、布交納稅。由於江南地區的農民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還生產絲絹、棉布等紡織品。
以絹、布折交，可以減少農民田間勞動負擔。這也是一個開創性的建議。
在明代初年，朱元璋不允許用金或銀等貴金屬作貨幣使用。，因此，使用
“金花銀”的規定，也就開辟了官方承認銀子進入貨幣行列的先例。這一建議也得到了朝廷的批準，四萬石漕糧改折為一百萬兩白銀，既補交了賦稅，又極大減少了民役負擔，這看似是一件體恤百姓的舉動，但他還是看出了些倪端來，隻覺得這事兒沒那麼簡單。
果然，朝廷竟不顧太祖定下”寸板不許下海”的規矩，愣是開了海禁，重下西洋，興盛市舶司，消息隨機傳遍大街小巷，這樣的消息，自是有人歡喜有人愁了，而他的目光卻落在了市舶司上。
所謂物以利聚，這幾年他能對蘇州隻手遮天，說到底還是一個
“利
“字，因有這個”利
“字，他能輕易的收攏魏國公，能讓蘇州的商家聽從自己號令，米價他可以說多少漲多少，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他都能一口定下價格，蘇州之所以還在他手中，說到底還是利還在，可朝廷開了海禁，下了西洋，興盛市舶司一切就不好說了，先說他們的利益有一半會去了朝廷的戶部，再說他們可以公然去海上，可無論是船隻、海上都難以與朝廷的寶船相比了，所以無論是在貨物的價格上，還是在數量上，他們都要低上好幾個等級，這個還不算海上的風險，鄭和的寶船上光是船隊所屬的兩萬七千多人部隊，這可不是豪門能比的，更別說他們還有前後六次下西洋的經驗，無論是技術上，與西洋諸國貿易都有莫大的便利，如此一來，運回的貨物多不說，花的成本低，除去朝廷市舶司收取的稅收，價格上還是低的很，就是尋常百姓也能買得起，且貨物齊全，反觀蘇州的這些豪門商家，大多數能足見幾隻商船也就不錯了，多一點也就是十幾至船頭，有百來人飄洋出海，不說人數上太少，就是海上航行時間過長風浪險惡，十艘船中隻有八艘能到達到西洋諸國，能與這些國家獲得貿易已屬不易懂，有時候弄不好就要血本無歸，如此一來，他們的貨物花費誒的成本就高，賣出去的價格上也就高了許多，再扣除市舶司的稅收，事實上他們的利潤就不多了，沒了這個利益，不說那些商賈會不滿，就是其他商賈也不會投入其中，他為蘇州布局多年，自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麵的發生，可朝廷已不顧祖宗規矩，開了海禁、重下西洋，這是大勢所趨，他一個被去了兵權，囚禁的藩王，自沒有這個能力去反抗，但讓他坐以待斃這不是他的性格，一番商議後，他做出了決定，想要抱住蘇州各大商賈的利益，繼續維持蘇州的亂，法子隻有一個，不得讓朝廷在蘇州開市舶司，沒了市舶司，少了朝廷應得那一部分，如此一來這個”利
“還在，就不怕這些商賈不乖乖的聽話了。這想法固然自是好的，可實施起來卻不容易，先不說朝廷開海禁、下西洋、興盛市舶司的指令已下達，蘇州作為下西洋的重地，自不能避免重建市舶司的命運，單看況鍾、周枕二人在蘇州的一番作為，已有了這個苗頭，周忱和況鍾已推行了
“濟農倉”。就是把繳納漕糧加耗後多餘的米，以及在豐收年用平價購米儲存，向富人勸借的米，清理豪富侵絕戶田租所得的米等儲藏起來，按縣建立濟農倉，在年成歉收時用作賑貸貧民，也在地方上有工役時以工代賑時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