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還不是緊要的，我這會兒要是有足夠的糧食，也不用發愁明日的卷了？”第二個商人一臉憂愁的道。
自己的話兒突然被人打斷了，沈老爺子倒也不氣惱，微微一笑道：“那你的看法，皇室宗親、達官貴人未必這麼看，蘇州物產豐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類特產都馳名全國，為商業資本的積累提供了物質條件。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蘇、浙鄰近徽州，交通便利，成為其絕好的商業市場，隨著人口的增多，蘇州所需要的不是糧食，而是商品，一件上等的絲綢，一個精致的瓷器、一罐上等的茶葉隨便賣出，足夠一畝田一年糧食的收入，他們的糧食已足夠，吃喝住行不愁，而朝廷的俸祿又讓他們不必擔心，所以這個時候他們要的是銀子，什麼親怕也沒比銀子更親的東西吧？”
“可不是麼？”眾人齊聲應了聲。
聽到了這兒，楊崢雖不想承認，但在事實麵前，由不得他不承認對方的看法很準。
蘇州自古農業、手工業、商業十分發達，導致了商品經濟的十分繁榮。明人張翰於《鬆窗夢語》中雲：“東南之利莫大於羅綺絹素，而三吳為最。”薑良棟《吳鎮錄》亦記載：“東半城平民專靠織機為業，日往富家傭工，抵暮方回。”馮夢龍《醒世恒言》中稱蘇州盛澤鎮的施複，“不上十年，開起三四十張綢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迅速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的不斷擴大。《明神宗萬曆實錄》記曰：“機戶出資，機工出力”，“染房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散者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機戶是早期的資本家，機工是早期雇傭工人，他們之間的這種雇傭與被雇傭關係是一種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標誌著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與發展，因而市民階級出現了。
而市民階級的出現，又直接導致了市民文化與市民審美意識的滋長。在蘇州不僅是繪畫中的木版年畫、戲曲中的南戲、文學中的大受人們的歡迎，乃至說書人、園林建築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也得以迅速發展。因商賈大量出現，消費率的增長，而出現了書畫藝術的商品化。就連裱畫業，刻帖業，筆墨紙硯的製作也應運而生。經濟的發達，還使蘇州出現許多書畫收藏家、鑒定家和被書畫家稱之為收藏家和書畫家中介的“好事家”。在這種氛圍中，文人書畫家的藝術品有了廣泛的市場，從而使一些以書畫寄托情懷的業餘書畫家幾乎成為了職業書畫家，大大促進了文人書畫的蓬勃發展。知名書畫家的作品很快可以成為商品並轉變為金錢，因此專門以營利為目的的偽造的書畫作品也泛濫起來。吳寬曾詩雲：“偽作紛紛入京國，欲以亂真翻費力。”以此讚譽沈周的畫如何受到歡迎，然卻從另一方麵證明了當時書畫市場需求量是何等之大。試想，“從富豪的家庭布置到商賈的倒賣牟利，從收藏家的巨金收購到蘇州園林的亭台裝點，何處不需要書畫呢？種種商業上的繁榮，讓蘇州的百姓目光不僅僅在自家的一畝三分地上，甚至許多人賣出了自己手中的那塊地，靠一身力氣吃飯，也能活得很好，觀念的轉變，讓蘇州的良田種植糧食的麵積越來越少，這雖說是後話，但從眼前看，未來的趨勢還是可以看得出的。
就在他思索這檔口，沈老爺子的話頭再一次打開了：“良田美景都在皇室宗親、達官貴人的手中，自家的田裏種點什麼，那還不得自己說了算，蘇州又是個絲綢、棉質業、茶葉興盛的地方，如今海禁開了，這些東西不愁賣不出去，你們說說那些皇室宗親、達官貴人還會一心一意的種植糧食麼？“頓了頓沈老爺又道：“老朽在蘇州的這些年親自去常熟走訪，發現昔日的一塊塊的良田，不再種植糧食，而是變成了桑田，茶莊、甚至有些還種上了其他不知名的農作物，糧食少的可憐，但你不可否認，這幾年蘇州城的皇室宗親、達官貴人賺了不少，吳縣、長洲縣、常熟縣、吳江縣、昆山縣、嘉定縣和太倉州，等地的百姓，都開始改稻種桑，種植茶葉，桑麻，將賣出的銀子用來上交稅收，還有甚至是買糧食來食用，江南是魚米之鄉，不差這點糧食，所以糧價還算穩定，這樣的結果無疑是推動了讓蘇州的百姓種植的稻穀的麵積越來越少，對別的省份糧食依賴越來越大，尋常年月還可以應付，可碰上了這樣的雪災，整個江南都難以應付，蘇州買不到糧食，城中的糧食價格不瘋狂的漲才怪呢，如今的價格一天一個變化，能放開吃糧的也就是那些皇室宗親、達官貴人，尋常百姓誰能吃得起，一旦朝廷平衡不了這次的物價，不能及時調配糧食，你們說說蘇州城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