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怪不得他們，咱們大明對商人的確有失偏薄了？“段譽輕歎了聲道，這些年彭家看著日子是好過了不少，可說到地位沒提高半分，平日裏做那些大戶生意，沒少被他們看輕，其中的鬱悶，自是比楊崢、高航兩人多了幾分體會。
“偏薄，段兄弟這話兒你可說錯了，洪武爺在商業上是打著重農抑商的主意不假，甚至定下了規矩，農民之家許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綢紗，可就此說明洪武爺打壓商人，那你也太小看了洪武爺了，大明開國之初，天下剛剛從韃子手中恢複過來，需要的是什麼，是穩定，而穩定需要什麼，需要的是耕者有其田，朝廷有糧食，倘若人人都去經商，不說荒蕪了良田，就是商人的性子也愛生亂子，這種局麵自是不利於剛剛從韃子手中建立的大明，所以洪武爺才定下了重農抑商的國策，此舉是否有失妥當，咱們姑且不論，可你要說洪武爺薄了商人，那咱可就說道說道了。
其一，洪武初，洪武爺為治心切，廣開言路，允許百姓上書言書，討論軍國大計，商人也不例外：“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該當有司、在野賢人、有誌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擋。這些法令規定了商人在上書言事，上達下情方麵，與地方官吏、在野賢人、有誌壯士、農夫的同等權利，不許他人剝奪。可見，洪武時期的商人在地位上與百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吧？”
段譽嗯了聲，道：“是沒有區別，可也不能說沒有限製？”
高航似來了氣，道：“那好我再給你說說第二條，你也知道，洪武爺是布衣出身，與學問最是看中，登基初年就說過，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奧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命儒士能鼎、朱夢炎等修“公子書”，纂集古代忠奸事實。同時，他也認為，“其民商工農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用通俗淺近的語言講解從事農工商賈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使這些孩子從小就懂得這些道理，為其將來做商人也能明白些做人道理，不僅如此，早在洪武爺尚征戰猶醛之際，“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修成了。洪武爺命立即刊刻發行。為獎勵熊鼎、朱夢炎等儒士編書的功勞，特賜給他們白金五十兩及衣帽靴等物品，這等壯舉，自古未之有也！“
段譽尚未來得及說話，就聽得高航氣呼呼地道：“都說洪武爺對商人最嚴厲，可你們細細想一想，從言論到措施，與前代相比，已是大打折扣。如秦代，把商人與罪犯同列，看作一類人：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嚐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明郡、南海，以謫遣戍。”
漢代，除了不許商人乘車、做官外，“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不能購丨買土地，“敢犯令，沒入田僮”。至隋唐，尚有“工商不得仕進”的規定。
唯獨我朝準許讀書，準許科舉，甚至連可以上書，你聽聽這哪兒虧待了你們，哪兒又對不起你們了，若果真如前朝那般，這樣的天，這幫挨千刀的還有本事坐在這兒喝茶吃肉，還能穿上這麼鮮豔的衣服，朝廷還有人為他們說話，甚至還讓他們的子嗣讀書做官，想都別想，常言道，不謀一域，不足謀一國，洪武爺雄才偉略，其胸中韜略，豈是他們能明白的，隻可惜如今人心不古，若不然就這幫挨千刀的，說出這等不要臉的話兒，早就進了我們錦衣衛的大獄，嚐嚐我們的手段……？“
楊崢有些驚訝的看了一眼高航，兩人雖說一直以兄弟相稱，但對他的了解上，卻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份上，隻覺得他精通錦衣衛那一套，與朝廷諸多大事，並沒什麼獨特的主見，時至今日才知人是會變的，應該說老眼光看人是不對的，就剛才的那一番話，他相信不要說他一個錦衣衛一介武夫，就是朝廷之上的讀書人，未必能理解得這麼通透，朱元璋是重農抑商不假，可那是大明初期國情所定，”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為了發展農業，首先要把戰後流散的農民固著土地上。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歸耕，並以減輕賦稅為鼓勵措施。洪武元年，規定允許百姓墾荒田為己業，並免徭役和賦稅三年。洪武三年，令蘇、鬆、杭、嘉、湖五郡無田百姓到臨濠墾種，官給錢、糧、耕牛、種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有餘力者不限頃畝”。”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歸田裏，丁少地多者，不許多占，丁多地少者，驗丁撥給荒田。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農業生產的恢複。隨著大明從元末的戰亂中走出來，與商業上，朱元璋多有推動作用，如止和雇和買。和買、和雇名異實同，皆起源於宋、元，其弊至於官不給價而民仍輸物。朱元璋明令禁止，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雇和買擾害於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時值，對物兩平收買。或客商到來中買貨物，並仰隨即給價，如或減駁價值及不即給價者，以監察禦史、按察司體察，或赴上司陳告。”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民間市肆買賣，一應貨物價值須從州縣親民衙門按月從實申報合於上司，遇有買辦軍需等項以憑照價收買。”就是官府購買所急用之物，必須根據當時的市場價格，公平買賣，不能拖欠貨款，虧損商民，種種表明，在商業上朱元璋重農抑商其實並不是一味的打擊，因此單單用“抑商”兩個字，事實上是並不對，至少不是全對，否則解釋不了朱元璋在後期對商人利益諸多保護，支持，所以從這一個變化的過程上看，朱元璋比起前代的“抑商”要輕得多了，充其量隻能算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政策上及時調整罷了，否則如高航所言，是沒什麼機會在這兒坐而論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