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無力經營的小商小販，在頭破血流之後，不得不重新回到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田地上，如此以來人力重新被土地所束縛，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不變，且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百姓所需要的糧食越來越大，迫使百姓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耕作上，這樣的後果即便是中國的耕地像花園一樣井井有條，沒有一塊荒地，中國產的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美也難以改變百姓的日複一日的貧窮，依賴於農業的國庫，也難以充盈。
可以說大明延續六十年，時至今日其弊端正是在此。
蘇州作為一個繁華的城池，他有著“水陸並行、河街相鄰”的雙棋盤格局、“三縱三橫一環”的河道水係和“小橋流水、粉牆黛瓦、古跡名園”的獨特風貌，可以說其地理位置是得天獨厚的，相較於汴京城好不遜色，事實上從宋代時，蘇州城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甚至商業的發展都走在前途，即便是與汴京城相比也好不遜色，能有這一番景象，說到底還是其內部結構發生了變化，經濟作物的數量增多，出現了茶葉、蠶桑業等商品性農業，尤其是蠶桑業後來居上，逐漸成為蠶桑業中心。除傳統手工業不斷壯大外，也出現了一些新的部門，成為絲織品生產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金銀製作業成就非凡，有“造作局”專門製造牙、角、玉等製品。商業發展冠蓋東南，城中商業交易頻繁，市場分工日趨細致，城鄉經濟聯係更為加強，以至於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描寫：“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為東南冠。”
元代時“蘇州城漂亮得驚人”，是江南地區的中心城市，城市中有河道堙塞、“人皆聚閭而居，開鑿為難”的說法，不難想像人口多、密度大的盛況。絲織業有了進一步發展，以至朝廷設立了“織染局”，作為專門的織染機構。另外，民間協調和管理絲織業的行會組織也開始出現，其商業活動的數量之大和範圍之廣不亞於汴京，可惜的是大明建國六十餘年，蘇州非但沒有延續前朝的輝煌，反而是走了下坡路，時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七百九十萬石。宣德五年，鬆江額定征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為四十三萬九千石，實征六萬六千石，隻征得百分之十五。實在如有人所說：“隻負重稅之名，而無征輸之實。這樣一個繁華富庶的城池，竟連尋常的稅收都難以維持，究其原因，當真全是洪武爺怒其張士誠加重了這一地區的田賦所造成的困境麼，這固然有之，可洪武加派的賦稅再重，能重得過宋給遼、金的歲幣，給西夏的歲賜，以遼為例，就大勢而言，澶淵之盟後歲幣給絹銀合計三十萬匹兩，仁宗時增加到五十萬匹兩，每年定期繳納，比起這些，洪武加派的那點賦稅著實不算什麼，可就這麼點賦稅，蘇州仍舊承受不起，大量百姓逃亡，昔日的繁華早已是昨日的黃花，若硬要說蘇州破敗的原因的話，除了土地對蘇州的束縛外，的確在找不到任何牽強的理由。大量的百姓因朝廷重農抑商，不得不將大半輩子埋與土地之上精工細作，這樣的結果，固然為大明造就了不少糧食，可其弊端也十分的明顯，百姓沒有更多的空閑，因為貧窮購買商品便成了奢侈品，購買力的下降，造就了蘇州的通貨緊縮，通貨緊縮，必然減少商人的從業人數，使得大量的人埋首黃土，從而導致農業始終占據著蘇州大半個江山，若說湖廣一帶到也罷了，哪裏人少地多，隨著農業技術的發展，未必沒有出路，可蘇州就不一樣，其城池附近水網密集，北枕長江，西臨太湖，其間又有陽澄湖、澱山湖、金溪湖、龐山湖等星羅棋布。大運河自常州東來，環繞蘇州城，至城西北有白公堤相連，至正西“為胥江、為南濠至閶門”，“府城內河凡三橫四直”，四通八達的水道也成為蘇州商品經濟發展的動脈，從宋代開始，蘇州的商品經濟在廣度和深度方麵都得到快速拓展，出現了十分活躍的局麵，全國各省區都有不少人脫離農業生產，轉而從事工商業，大小商人的數目迅速增長，商鋪二百三十餘家，主要涉及的行業有絲綢業、棉布（花）業、染料（坊）業、蠟燭業、煙草業、餐飲業、典當錢莊業等五十餘個，這些有利的因素足以說明，蘇州天生就是一個商業的城池，發展農業隻能限製它，而非壯大它。
事實上這一切已經過這漫長六十年做出證明，當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在土地上，人力、物力、財力都被土地所束縛，而在人數不斷的增長的情況下，想要更高的享受，唯有擁有更多的土地，以便於從中獲取他們想要的財富，這樣造成的後果便是土地迅速被富戶、大戶、地主豪門所兼並，而失去土地的百姓因依附土地，不得不投其門下做了佃戶，反過來地主豪門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除了壓榨百姓之外沒有更好的出路，年月好尚且能活下去，一旦年月不好，一年的辛苦可能付之東流，從而做了虧本的買賣，所以許多名其曰是地主豪門，日子過得並非書中描敘的那般富麗堂皇，倒不是說他們不想，實則在土地不多的情況下，他們並沒有更多的財富供他們去揮霍，去浪費，地主豪門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尋常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