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鍾嘴唇動了動，似想說什麼，可又不知該說什麼，一時顯得猶豫不決。
楊崢看了一眼況鍾，道：“你是不是想問，我為何要這麼折騰？”
況鍾搖了搖頭道：“大人說笑了，大人做事，從沒有瞎折騰的道理，這一點旁人不知，卑職可清楚的很？“
“那你……？“楊崢好奇的問。
況鍾道：“農本商末”的觀念是延續了千年，是傳統的經濟思想主調，由此形成“重農抑商”政治方針也是曆朝曆代基本治國之策。自戰國時形成“獎耕戰”、“抑商賈”政策始，秦漢後“重農抑商”、“崇本抑末”漸成國策，到宋元“專賣”法乃至我大明“海禁”，莫不是以重農抑商為本，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誌。卑職不說重農抑商就是很好，但千百年來都是這麼做的，也沒見人出來反對過，卑職擔心大人冒然這麼做，怕是……？“
楊崢哈哈一笑道：“若是人人都做的事情，你我做來又有何等意義，男子漢大丈夫，要做便做世人沒做過的事情，商業的興盛我不敢說一定比農業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曆朝曆代莫不是重農抑商，唯獨惟獨宋朝例外，宋初，宋tai祖趙框胤就言“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後，宋太宗也號為“令兩製議政豐之術以聞”，神宗在位時”尤先理財”令眾“政事之先，理財為急”宋代可謂是這世間第一個重視商業的王朝，事實上商業也沒有虧待這個王朝，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萬貫，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萬貫文。
我大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盡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盡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這些數字足以表明，在宋代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靠興盛商業來獲取國家想要的財富，而你看看我們的大明，疆土足足比宋代大了一半還不止，土地麵積不用多說，人口城市的發展都比宋代強盛，可結果如何每年的賦稅不足三百萬兩白銀，這還是不斷壓榨百姓才有這個數字，碰上了天災**的年月，戶部竟拿不出救災的銀兩，這一切說明什麼，說明朝廷的稅收未必隻能靠農業，也可以向著商業發展？比起農業稅收的單一，商業稅的潛力無疑是巨大的，除了朝廷規定的茶稅、鹽稅、馬稅之外，還可以收取水產、五穀、竹木、書、紙、漆無不有稅，契本、煤炭、魚苗、漆、酵、蕩柳、蒲葦、牙例、如牛、羊皮等等都收取稅收，說句不好聽的，便是我等今日吃酒的這家酒也可以從中抽取稅收，如此一來，朝廷稅收來源擴大不說，戶部也不用年年盯著那點農業稅，每年秋收為了稅收鬧騰得厲害？剛才彭老爺子的話兒你們也都聽到了，除了這些稅收，咱們還有海上河道湖泊這些都可以收取稅收，隻需朝廷放開對商業的重重束縛，縱然稅收高一些想來他們不會反對的？“
其餘三人各種看了一眼，各自暗暗點了點頭，算是認可的了這一番言語，況鍾思索了片刻，道：“如大人所言，商業的發展的確能給大明帶來不少好處，但大明畢竟不是趙宋，在疆土，土地上的狹小，迫使趙宋王朝不得不走上一條與農業相反的道路，以商業支持朝廷，無疑趙宋的這一條商業大道是成功了，稅收上，還是商業的繁榮上，甚至是手工業的發展都是大明難以比擬的，但這些適合趙宋，未必適合我大明啊，大明的疆土，土地都比趙宋多出足足一倍多，隻要做好耕者有其田，朝廷有其稅，大明的戶部未必會沒銀子的？”
楊崢畢竟是來自二十一世，多了將近六百年的見識，無論是從商業的認知上，還是對商業發展趨勢都不是況鍾能看到的，所以他能說出這一番言語，楊崢並不感到驚訝，甚至覺得這才是大明的官員，要不然我們的楊大人就該懷疑，懷疑對方是不是同自己一樣來自兩個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