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者重視，下麵不敢胡作非為，加上律法的保駕護航，使得宋代的市舶司真正擔負起貿易的重責，與朝廷之外，形成了獨立的商貿衙門，衙門的一切運作都有朝廷掌控，所獲取的巨大利潤也直接進了戶部，既利了朝廷，又給了商業的繁榮帶來莫大的商機。
楊崢看中了這一點，倒不是說這個元豐法是完美無缺的律法，它同樣有缺點，諸多的限製，對於商人而言，無疑在運輸成本上有了增加，容易引起商人的反對，但任何一件事未必都是完美的，對於商人的反對，他的擔心並不大，比起增加的運輸成本，開海禁，罷黜朝貢對於渴望了八年的大明商賈來說，孰重孰輕他們心知肚明，他甚至相信即便是成本再大一點，他們隻會高興，絕不會反對，比起宋代的西洋諸國往來，處在大明這個時代無疑是最巔峰的時代，與任何一個西洋諸國貿易，足以讓他們狠很賺上一筆，又豈會在意那點運輸成本，他們要的更多是貿易的機會，是來往西洋諸國貿易的安全，比起運輸成本，這個更為重要，就是知道這一點，楊崢才敢覺得元豐法的可行，一方麵宋代在運用時做出了良好的榜樣，高水平的管理與強**律保障，使得疆土狹小，積貧積弱的宋代都能在風雨飄搖之中延續三百年，鐵一般的事實由不得朝廷不同意，另一方麵《元豐法》乃宋神宗元豐三年頒布實施的一項重要港口管理法律，明取元曾以“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為口號，承認自己漢人的正統，建國後許多規章製度也多延續宋代，可以說許多祖宗規矩都有宋代的影子在裏麵，以《元豐法》改革市舶司，算是延續前朝的律法規矩，縱然是朝中的老頑固也不好說什麼，阻力相對少了許多。其次，則是《元豐法》在創立之初就以高瞻遠卓的目光，定下這部律法，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管理的規章製度上，甚至是朝廷如何從中獲取利益上都是超前的，楊崢甚至相信即便是在前世海關運用，也不算太過時。
而這一點也正是他所需要的，宋代以市舶司的自身獲利，使得宋朝的海外貿易年收入，最高到了二百萬緡錢，是北宋末年的一倍，海外貿易的繁榮更是給促進了商業上的輝煌，宋代不過是大明一半的疆土尚且如此，更別說疆域囊括漢地，東北抵日本海、外興安嶺遼河流域；北達戈壁沙漠一帶的大明了，他相信這一套管理市舶司的法子絕對能締造一個商貿大帝國。
正看得入神，忽聽得門前衙役喊道：“大人，報紙到了？”
查看每月兩次的《大明士林報》，一直是他的習慣，每月都不曾落下，那衙役顯然是知道的他的習慣，看他低頭思索，喊了聲後，也不等他應答，便將報紙放在了桌上，躬身退了出去了，他記掛半月前上的拿到奏折，雖說結果在心裏早已有了計較，可畢竟風平浪靜了半個月，心頭不免疑惑，這疑惑一起，記掛也就多了，一看那衙役放下的報紙，便將鄭和留下的《元豐法》放下了，對於如何實施改革，多日的思索，加上各種揣摩比較，心頭也有了主意，既想要守著祖宗規矩，又要做些改進，還需從中獲取利益，除了循著宋朝市舶司的路子走下去，還真沒什麼好法子，不過這個改革人卻不是自己親自去做，一來威懾力未必管用，二來他也沒這個精力，思來想去還是況鍾最佳，倚天不出，誰與爭鋒。
一番計較後，便放下了這樁心事，隨手拿起了《大明士林報》迅速翻到朝聞天下，雖說早有準備迎接一波接一波的辱罵，但看到報紙上，言之鑿鑿的各種罪名，還是沒能保持淡然，狠很罵了聲：“一幫沒有家國的混賬東西？”罵歸罵，文章還是看了下去，除了將各種罪名加在了自己的頭上之外，報紙上說了最多的則是商人的重重貧困，以至於現在苛捐雜稅，就已把他們逼得快活不下去了。如果再增加稅收，他們除了走上造反的一條路之外，再無活路了，言之鑿鑿仿佛天下的商人都是這樣一般，為了表示更真切，報紙的最後還留下了不少工商業的名字，其中因山西的晉商、閩浙一帶浙商最多了，細細數了一下，竟有三十人之多，這也難怪，一旦商業稅以及海關稅都得以征收，說到底都主要是從經商的官員那裏收稅，這是與官爭利，與儒生和士紳爭利，所以遭到儒生和文官的一致反對，因為觸動了既得利益者，有這種場麵並不足奇怪，比起這些謾罵之聲，楊崢更注重的是報紙的頭版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放在最顯眼的地方，文章很短，卻是字字鏘鏘有力，讓誦讀的楊崢忍不住一個字一個字的誦讀出來：“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盈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於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捍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樣給焉。於是征發繁科，急於救燎，而榷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於數矣。故餘以為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