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先生有一個赤子的魂靈，他的良知並沒有受到俗世功名的熏染，這才有了他一連串的追憶，隻要我們去讀他的《隨想錄》，就可以一目了然。
美中不足的是，也許先生良心上負債過於沉重的緣故，這些據說“代表了當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純粹是經驗、感受和經曆上的陳述，隻作感情上的懺悔，而缺乏真正的見識，並沒有多少屬於自己的思想和理性認識。
一言以蔽之，先生缺少了基於反省自我靈魂之上的係統的社會批判意識。整部《隨想錄》沒有厚度，沒有應有的冷靜，缺乏厚重感，充塞了過多感情充沛的空論。講“真話”、要“創作自由”……全沒有說到點子上。誰不想講真話？誰不要創作自由？單靠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就能免除再來一次“十年一夢”嗎？
考較先生的一生，他是一個膽大於識的人，一個情高過智的人。這種個性，使他自視甚高，他說自己一般不讀別人的文章，當然對別人的思想也不需要去了解和研究了。這一生，似乎他隻在進行社會活動，此外就是要將自己的心靈真實地記錄下來。
這種“習慣”，大概不是先生的專利，我所見識的中國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夠埋下頭來，係統地接觸、辨析過別人思想的。這是中國作家自身最大的不幸！近來，王蒙先生提倡作家學者化，才真正觸動到這個固有的症結——作家應當培育一顆卓然獨識的靈魂，具有真正的理性精神。沒有獨立的思想見識，隻有充沛的感情，結果不能不幹出一些不曉得東西南北的事，向自己晚歲的生命，投下過多厚重的陰影——巴金先生就曾經不全是出於違心地寫過整治胡風的“黑”材料，這時，他“糊裏糊塗”地充當了一名“戰士”的角色。後來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真有點報應不爽！
在那樣的時代，知識分子互相出賣，不過是“趕潮流”的心理在作怪罷了。“他們害怕與政治中心相隔離”，害怕孤獨，擔心在政治上沒有影響，因此，用錢鍾書先生對這類人的總結就是：“你受到的待遇適與你出的風頭相稱。”老舍這樣優秀的人物，新中國最活躍、最有成就的老作家，結果落得了投身太平湖的下場，應合了錢先生的冷峻判語，能不令人痛惜不已？
所以，如果作家讓自己纏夾在風口浪頭中，他從此就不再能擁有自己獨立的人格精神，不再擁有自己真正清醒通達的大腦了。
整個人、包括他的靈魂，隻會被外界席卷一空。而這種例子，曆史上俯拾皆是，不足為怪。屈原作《離騷》、孔子著《春秋》、司馬遷寫《史記》等等，都不是自己卷在“政治”中心裏完成的。相反，種種的因緣際遇，使他們不得不從中脫離出來，這才有後來的“不平則鳴”、“發憤著作”。要不是這些遭遇，他們豈能脫得開種種糾紛，創作傳世不朽的作品呢？
“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白居易認為，李白、杜甫終生受漂泊、戰亂之苦，是上天有意成全他們，要他們一心不可二用，隻能去做好一名偉大的“詩人”。
如此而已！
不過，包括巴金先生在內的一大批人，很晚才領會這一點，這時候早已力不從心了，再想創作已然十分艱難，剩下的隻有寫寫回憶錄，將自己在那段曆史裏真實的感受留下來，讓後人有所警戒，使社會多一些理性反省的材料。
從這個意義上說，先生的功德的確是無量的！問題還在於，這些材料有沒有得到應有的理性反省呢？也許一窩蜂的叫好聲已經將它淹沒，這豈不是和先生的初衷大相違背了？
可見，當今真誠的作家太少了。不論巴金先生本身有多少缺憾，至少現在他的心靈還是真誠的，他以自己赤純的良心說出了真話，其他人該做些什麼呢？
曆史是容不得欺世盜名的人的。巴金先生的懺悔，我想正是出於這種認識。曹禺先生在總結自己的創作時，認為他隻有《雷雨》一件作品能夠傳世，其它的卻是不成的。
在無情的曆史麵前，這代人留下了多少遺憾！
責任全在可恨的“四人幫”嗎？
按照薩特的理論，人一生的命運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不選擇也是由於他選擇了“不選擇”。“咎由自取”，這四個字決不是一句諷刺挖苦人的話，而是真實的曆史總結。錢鍾書先生也隻是過分的大智大慧了一些，通曉得曆史的真麵目，這才超然物外，守住了自身的孤獨，專心創作出巨著《管錐編》的。我想，錢先生即使有所遺憾——他遺憾自己沒有條件多創作一些文學作品，也不會如巴金先生這麼深切，這麼沉重，這樣不安啊！
“逝者如斯夫”？
巴金，這位令人敬重的老人，他為後代留下了無盡真實的記錄，我們不該辜負先生的這個血淚交迸的結晶品！不該誤讀了先生的魂靈！
1994年3月，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