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瑾帶著自己手下的十個人，加入那五六十人的隊伍，隨著一個管事模樣的老頭沿著官道往牢城營東麵行去。走了半個時辰，眾人走到一處市井。
那地方就在官道旁，一座柳樹林子，中間一大片空地，有百十處客店，二三十處賭坊、兌坊。隻見人來人往，南來北往，牽馬拉車的客商，提刀拿棒的江湖豪客，牽猴打鑼的雜技人，使槍弄棒的賣藥人，呼呼喝喝，好不熱鬧，真真是好一座快活林。
快活林地處要衝，山東、河北兩地的客商都來此地做買賣，聚集了極大的人氣。這樣的人氣旺盛的地方，自然是做生意的不二選擇，難怪那所謂的管營公子會選在這建酒樓。其父既然是牢城營的管營，自然不缺勞動力，起一家酒樓不費什麼本錢，加上又是一個地頭蛇，本地官麵上的關係自然早就打點好了，就算外地有人看上了這一份產業，巧取豪奪，牢城營中隨時都能拉出一二百個亡命徒出來，那時即便是過江猛龍隻怕也要好好掂量掂量。
那老管事帶著李瑾一眾囚犯，走到了一個丁字路口，隻見其間有三百來平方的空地，不過上麵還有一些殘垣斷壁，還有烏漆墨黑的燒焦痕跡，此地處於集市中間，偏偏又隻有這麼一家酒樓被燒毀，隻怕那管營公子得到此地的手段不怎麼光明正大。李瑾一眼看出了此中的門道，心中暗自冷笑。
都說是破家縣令，滅門刺史，此言非虛。但凡心中貪婪，手中又有點權力，哪個不是想盡一切辦法巧取豪奪。
老管事將和李瑾一般被指為頭目的五六個人聚集在一起，指著那一片廢墟說道：“就是這裏了，你們手腳快些，先將雜物清理幹淨，將能用的磚石材料留下來，再去那頭將材料搬過來，這就是今天的任務了。”幾人點頭。
接下來就是按照吩咐開始勞作了，李瑾自然不會親自動手了，先帶著自己那十個人上前，隨便說了一句，就讓眾人動手。李瑾則趁著那管事和其他人不注意，偷偷溜了。
李瑾當然不會是逃獄，要是想逃，出東京的時候他就逃了，還用等到今天？隻是李瑾實在受夠了牢城營裏一成不變的日子，找機會給自己放放風。
已經見慣了後世城市的繁華景象，穿越之後更是在東京這個繁華到了極點的城市生活了好幾年，快活林的熱鬧自然不會讓李瑾有什麼眼界大開的感覺，但李瑾還是為這些商人的智慧所折服。不能不說這些商人的目光毒辣，選了這麼一個通衢之地開展集市。從人流量判斷，就這麼一個小小的集市，每天的銀錢流通至少在五千貫以上，能在此地有一家店鋪的人隻怕也不會隻是什麼小客商。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曆史上，有宋一代，可以說是最為開放的時代，這不僅體現在政治環境的寬鬆，更為明顯的一點則是民間百姓的市井生活。人們常說強唐弱宋，從軍事上來說，這一點無可辯駁，可一個國家不能隻看它的軍事實力，更重要的評判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宋朝，不管是與它之前的王朝相比，還是與它之後的王朝相較，百姓的生活都是最為幸福的一個朝代。不說五代十國這樣的戰亂時代，即便是與唐朝這樣的強盛王朝相比也好得不是一點半點。
人口戶數是衡量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麵。蘇東坡曾說：“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南宋文學家朱弁在《曲洧舊聞》中說：“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佑間（宋哲宗時期）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歐陽修、宋祁等人《新唐書》中都明確的說，唐朝最盛時人口數還不如漢朝盛時，由此得出結論唐朝之治不如漢朝。“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唐朝的還不如漢朝，那怎麼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趙恒末年（1021），戶數是867萬戶，1993萬口（丁男）。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1246萬戶，2642萬口（丁男）。宋仁宗統治國家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六百四十九萬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對寒酸了。仁宗這增長的三百七十九萬戶就相當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仁宗之盛可以想見。
貞觀之治時期人口隻有三百多萬戶，開元盛世最高也隻有不足八百萬（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為780萬戶）。而“仁宗盛世”一千多萬，包拯得出的結論“自三代以降，跨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越漢，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當客觀。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宋朝“太平之極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學家曾鞏自豪地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萬確的！
再說稅收，北宋末理學家葉水心在《應詔條奏財總論》說：“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初至紹熙天下稅收數”中記載道：“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號）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佑（仁宗年號）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宋太宗時期一年國家稅收貨幣歲入數已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兩倍了，到宋仁宗時已是的四倍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