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是哪家的送奶工。他不是我們的送奶工,我覺得他不是任何人的送奶工。他不接受牛奶訂單。他跟牛奶完全無關。他從來沒送過牛奶。再說,他開的不是運奶車,而是汽車,各種各樣的汽車,常常是很招搖的款式,盡管他本人算不上招搖。即便如此,我還是不曾注意過他和他的車,直到他坐在那些車裏開到我麵前。後來出現了那輛貨車——小型車,白色,毫無特色,會變換形狀。時不時有人看見他坐在那輛車的駕駛座上。

一天,他開著他的某一輛車,出現在我麵前,當時我正在一邊走路,一邊看《艾凡赫》。我經常在走路的時候看書,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但後來這也成了別人進一步攻擊我的罪證。“走路看書”,罪證清單上絕對有這一條。

“有一種姑娘總讓人好奇‘她是誰’,你就是那種姑娘,不是嗎?你父親叫那個啥啥,對吧?你那些兄弟,那個誰、那個誰、那個誰,還有那個誰,過去常常在板棍球隊裏打球,沒錯吧?上來,我開車送你。”

他漫不經心地說這些話的同時,副駕駛座的車門已經敞開。還在看書的我嚇了一跳。我沒有聽見這輛車開過來的聲音,也從沒見過駕駛座上的這個男人。他探過身子,看著車窗外麵的我,用助人為樂來展現他的親切和友善。然而,到了這個年紀,到了十八歲,“親切、友善和助人為樂”總會讓我立刻警覺起來。搭車本身沒有問題。這裏的有車族經常會停下車,主動讓進出這片區域的人搭車。當時,這裏汽車數量還不多,炸彈恐慌和劫車事件又常常導致公共交通意外停運。人們承認有一種說法叫作“路邊慢駛招妓”,但並不相信現實中真會有人做這種事情。我肯定從來沒遇見過。不管怎麼說,我不想搭別人的車。主要是,因為我喜歡走路——走路看書,走路思考,再說我不想和那個男人坐在同一輛車裏。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他沒有粗魯地對待我,他知道我家裏的情況,叫得出男性成員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證明。他沒粗魯地對待我,我也就不能粗魯地對待他。我猶豫了一下,或者說愣了愣——這挺粗魯。“我在走路,”我說,“在看書。”我舉起書,好像《艾凡赫》可以解釋我為什麼在走路、為什麼需要走路。“你可以坐在車裏看。”他說。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回答的。最後他笑了笑說:“沒關係,別放心上,留下繼續看你的書!”說完就關上車門,開走了。

這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麵時所發生的一切——但謠言已經傳開。大姐跑來我家,因為她丈夫,我今年四十一歲的姐夫,派她來看我。她來通知我,也來警告我。她說有人看見我和那個男人講話了。

“滾!”我說,“什麼叫有人看見?誰看見了?你丈夫?”

我不知道他是哪家的送奶工。他不是我們的送奶工,我覺得他不是任何人的送奶工。他不接受牛奶訂單。他跟牛奶完全無關。他從來沒送過牛奶。再說,他開的不是運奶車,而是汽車,各種各樣的汽車,常常是很招搖的款式,盡管他本人算不上招搖。即便如此,我還是不曾注意過他和他的車,直到他坐在那些車裏開到我麵前。後來出現了那輛貨車——小型車,白色,毫無特色,會變換形狀。時不時有人看見他坐在那輛車的駕駛座上。

一天,他開著他的某一輛車,出現在我麵前,當時我正在一邊走路,一邊看《艾凡赫》。我經常在走路的時候看書,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但後來這也成了別人進一步攻擊我的罪證。“走路看書”,罪證清單上絕對有這一條。

“有一種姑娘總讓人好奇‘她是誰’,你就是那種姑娘,不是嗎?你父親叫那個啥啥,對吧?你那些兄弟,那個誰、那個誰、那個誰,還有那個誰,過去常常在板棍球隊裏打球,沒錯吧?上來,我開車送你。”

他漫不經心地說這些話的同時,副駕駛座的車門已經敞開。還在看書的我嚇了一跳。我沒有聽見這輛車開過來的聲音,也從沒見過駕駛座上的這個男人。他探過身子,看著車窗外麵的我,用助人為樂來展現他的親切和友善。然而,到了這個年紀,到了十八歲,“親切、友善和助人為樂”總會讓我立刻警覺起來。搭車本身沒有問題。這裏的有車族經常會停下車,主動讓進出這片區域的人搭車。當時,這裏汽車數量還不多,炸彈恐慌和劫車事件又常常導致公共交通意外停運。人們承認有一種說法叫作“路邊慢駛招妓”,但並不相信現實中真會有人做這種事情。我肯定從來沒遇見過。不管怎麼說,我不想搭別人的車。主要是,因為我喜歡走路——走路看書,走路思考,再說我不想和那個男人坐在同一輛車裏。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他沒有粗魯地對待我,他知道我家裏的情況,叫得出男性成員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證明。他沒粗魯地對待我,我也就不能粗魯地對待他。我猶豫了一下,或者說愣了愣——這挺粗魯。“我在走路,”我說,“在看書。”我舉起書,好像《艾凡赫》可以解釋我為什麼在走路、為什麼需要走路。“你可以坐在車裏看。”他說。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回答的。最後他笑了笑說:“沒關係,別放心上,留下繼續看你的書!”說完就關上車門,開走了。

這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麵時所發生的一切——但謠言已經傳開。大姐跑來我家,因為她丈夫,我今年四十一歲的姐夫,派她來看我。她來通知我,也來警告我。她說有人看見我和那個男人講話了。

“滾!”我說,“什麼叫有人看見?誰看見了?你丈夫?”

“你最好聽我一句。”她說。但我不會聽——我討厭他和他的雙重標準,也討厭她對這些雙重標準的忍氣吞聲。我沒意識到自己一直在埋怨她,把他長期以來對我講的那些話都怪到她頭上。我一直在埋怨她不該跟這樣的人結婚,她既不愛他,也絕不可能尊重他,因為她知道——她怎麼可能不知道——他總在尋花問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