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個原因，在於村上對日本的曆史和現狀的思考和憂慮以及由此產生的責任感。他在1995年11月同著名心理學家河合隼雄有過一次對談，一再強調日本戰後“盡管進行了許許多多重建，但本質上絲毫沒有改變”，沒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清算，沒有將那場暴力相對化，而采取了一種“曖昧”以至“狡猾”和“偽善”的態度，因而他對日本日後的走向懷有深刻的危機感，並且是從二十九歲開始寫小說以來就懷有的。但在“冷戰和經濟起飛時期，畢竟有一個社會框架，社會中還存在類似自然治愈力那樣的東西，而現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會混沌狀態中搖晃和衰弱，frustration（失望）日益加深，所以才會發生了奧姆真理教事件”（同前）。這使他愈發覺得日本短時間內就可能出現相當大的變化，就可能發生什麼甚至正在發生。這促使他放棄了以前的 detat（不介入），開始深入思考 itment（介入）這一問題。而 itment，勢必把筆鋒指向“惡”——曆史上的惡、現實中的惡、絕對的惡、相對的惡以至超越善惡的惡。“尋找與社會上通行的善惡等基準和規範不同的線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題）”（森達也《對二元論社會的反抗》，2004年11月12日《朝日新聞》）。應該說，這一主題在《天黑以後》中得到了相當充分的體現。
當然，關於這部小說的主題也有不同看法。2004年9月19日《每日新聞》和11月12日《朝日新聞》分別發表三浦雅士和香山理佳的評論。前者認為：“歸根結底，主題在於每一個人所懷有的秘密、不能訴諸語言的秘密、不能互相談論的秘密。不，秘密本身不是主題。對於懷有不能互相談論的秘密所帶來的悲哀，別人根本無法消除。所能做的無非悄悄並排坐下而已。此乃村上春樹獨特的主題、獨特的旋律、獨特的哲學。”後者表示的則是另一種觀點：“新作《天黑以後》講的是少女在一個晚間獲得再生的故事。似乎是說如今年輕人的再生和成長已不再發生同社會相關的場所，而隻能發生於在飲食店那種狹小空間所接觸之人的範圍內。在這裏，村上大概想通過即物式描寫來正麵迎擊年輕人的莫名其妙（わからなさ）和日本社會的莫名其妙。”
其實村上本人早已透露了這方麵的信息。他在2002年一次接受采訪當中談及寫完《海邊的卡夫卡》之後的打算時說：“往下我想在小說中寫的還是關於惡的，想從各個角度去寫惡的表現和形態……下回我想寫既是象征性的又有細部現實感那樣的惡。歸根結底，惡這個東西並非獨立存在的，而是同卑鄙、怯懦、想象力匱乏等質素聯係在一起的”（《村上春樹編：少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版）。
饒有興味的是，《天黑以後》中最後以愛心使姐姐也使自己獲得再生的女主人公瑪麗會講中國話。從小上的是“中國人學校”，大學是在外國語大學學習中文，並且即將赴北京留學。村上二十幾年前寫的《去中國的小船》中，“我”坐在港口石階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線上遲早會出現的去中國的小船。我遙想中國都市燦然生輝的屋頂，遙想那綠接天際的草原。”現在，去中國的小船終於從水平線出現了，主人公即將朝中國出發了……
在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說，中國、中國人既是村上春樹的一個“緣分”，又是他的一個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