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類似的話日本學者早已說過了：“小說中這樣寫道：‘曾有過物質與記憶被形而上學深淵分割開來的時代。’而這部作品正是將物質與記憶分割開來的形而上學式深淵本身。即使不值得稱之為小說，也是足以使讀者讀取春樹文學真正價值的作品。”（《村上春樹研究事典》，鼎書房2001年版）依我愚見，雖然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明顯有些誇張了。仿佛這個短篇成了村上文學長河的源頭。而村上本人倒是認為處女作《且聽風吟》的開頭部分表明了他對文學的所有看法，是其文學創作的根源所在。
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村上當年發表在商店會員刊物上的這些小短篇之中，竟潛藏一個重大“秘密”——東京大學中文係教授藤井省三先生從其中的《完蛋了的王國》發現了村上春樹和魯迅之間的關係。具體說來，《完蛋了的王國》中的男主人公Q同《阿Q正傳》裏麵的阿Q有“血緣”關係。當然，藤井教授也認為二者的形象和身份不存在任何相似之處。村上筆下的Q即“我”的朋友大學時代比“我”漂亮五百七十倍，衣著整潔，文質彬彬，學習認真，一個學分也沒丟過。喜歡運動，喜歡看小說，喜歡彈鋼琴且彈得甚是了得。不用說，深得女孩喜歡，而Q卻毫不花心，隻和漂亮而有品位的戀人每星期約會一次。總之“Q是個無可挑剔的人物”。十年後不期而遇時，Q已是一家電視台的導演，依然那麼瀟灑，大凡女性走過都不由得瞥他一眼。顯而易見，村上的Q是個典型的中產階級精英，一位成功人士。《阿Q正傳》裏的阿Q則完全相反，連“姓名籍貫都有些渺茫”，相貌猥瑣，頭上有癩瘡疤，未莊所有男人都敢欺負他，所有女人都不正眼瞧他，“困覺”更是無從談起。“困覺”風波之後連短工都打不成了，徹底窮困潦倒，最後還被稀裏糊塗作為革命黨槍斃了。一句話，此Q非彼Q。彼Q“無可挑剔”，此Q無一是處。
那麼，藤井教授是怎麼在兩Q之間或者說兩篇小說之間發現關聯的呢？其一，“兩部作品同有超越幽默和淒婉（pathos）的堪稱畏懼的情念”。藤井為此舉出二者開頭敘述“我”的心境部分為例：
我要給阿Q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但一麵要做，一麵又往回想，這足見我不是一個“立言”的人，因為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於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究竟誰靠誰傳，漸漸的不甚了然起來，而終於歸接到傳阿Q，仿佛思想裏有鬼似的。
《阿Q正傳》
關於Q這個人，每次我想向別人講述時，總是陷入絕望的無奈之中。雖說我原本就不善於講述一件事，但即便算上這一點，向別人講述Q這個人也還是一項特殊作業，難而又難。每次進行嚐試，我都會跌進深深、深深、深深的絕望深淵。
《完蛋了的王國》
藤井評論說：《完蛋了的王國》雖然初看之下是以“輕妙”語氣講述的故事，但其重複四次之多的“我”的“深深……”的絕望感，應該說還是同仿佛幽靈附體的‘我’的自覺相通的。（藤井認為村上高中時代所看的是竹內好譯本，該譯本將《阿Q正傳》“仿佛思想裏有鬼似的”譯為“仿佛腦袋裏有幽靈”）
其二，藤井認為關聯還在於兩個Q同樣處於精神麻痹狀態。阿Q的精神勝利法就不用說了，即使村上筆下作為學生時代那般“無可挑剔”的中產階級子弟的Q，十年後也為了確保使其能夠維持中產階級生活的那份導演工作，而對和他要好的女孩采取“不坦誠”的態度，即使當著眾人的麵遭受對方的羞辱（女孩把滿滿一大杯可口可樂“不偏不倚砸在Q的臉正中”），臉上也還是浮起“令人愜意的微笑”。
“我”大概感覺到，同辛亥革命當時的中國的“阿Q”相比，物質上優越得多的現代日本的中產階級也同樣處於精神麻痹之中。中產階級弟子在學生時代看上去似乎是“出色王國”的繼承人，然而一旦作為精英投入工作、真正成為王國繼承人的時候，給“我”的印象卻“黯然失色……令人悲傷”。
藤井省三《村上心底的中國》，朝日新聞社2007年7月版
應該說，作為魯迅研究專家的藤井教授這個發現或者比較研究是頗有創見的。何況在有世界性影響的當代日本作家身上發現魯迅文學基因，對於中國人來說尤其值得欣慰。不過說老實話，作為我總覺得——至少在就兩個Q而言——未免有牽強附會之處。其一，《阿Q正傳》開頭所說的“仿佛思想裏有鬼似的”並因此“感到萬分的困難”，應是別有所指的。為此魯迅詳細列舉四點理由，其中“隻希望有‘曆史癖與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的門人們”之句顯然暗藏殺機，並非所謂“畏懼的情念”。而《完蛋了的王國》那段引文也很難從中看出多少“畏懼”。其二，依藤井教授的說法，村上的Q所以“精神麻痹”，是因為失去了“主體性”，這固然不錯。但魯迅的阿Q所以“精神麻痹”，則是因為精神勝利法。而精神勝利法似乎並非來自主體性的喪失，恰恰相反，乃是扭曲的主體性即扭曲的自我意識造成的。不過，我一來不是魯迅研究專家，二來也還沒有深入研究，以上看法未必得當。何況再說下去有可能脫離譯序範圍，就此打住。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阿Q正傳》與此比較一下，或許另有心會。